五十年前，他们把总统赶出了巴黎-想当国师的哲学家们
封面图：“五月风暴”时期的街头布告01
1968年，全世界的年轻人都在忙着造反。
这一年是农历戊申年，按传统的说法，戊属土，申属金，土金相生，势不可挡。上一个戊申年，1908年，光绪、慈禧相继去世，大清国行将就木；再上一次，是1848年，那一年，全欧洲也在忙着造反，是为“1848年欧洲革命”，马克思和恩格斯写下了《共产党宣言》。
1968年，中国的“文化大革命”进入了第三个年头，按照一些学者的看法，这实际上也是真正“文革”的最后一年，“叛徒、内奸、工贼”刘少奇在这一年被永远开除出党。在东欧，苏联在年初派兵镇压了“布拉格之春”，愤怒的捷克人民同苏联坦克对峙的画面，通过新闻媒体传遍了全世界，一位小有名气的作家米兰·昆德拉也被永远开除出党。
捷克市民给苏军坦克挂上了“斧头镰刀+卍字旗”
在新大陆，
刘欣美深陷越战泥潭的美国哈罗小说网，又被北越武元甲将军的“春季攻势”打了个一溃千里，反越战运动和黑人民权运动如火如荼，4月4日，马丁·路德·金在一家旅馆的阳台上被枪杀；库布里克在这一年拍出了《2001：太空漫游》，伴随着片头气势磅礴的《查拉图斯特拉如是说》，一个新的纪元似乎正被召唤而出。
一股不安的、躁动的气氛笼罩在全世界的上空，仿佛预示着一场大地震的到来。但人们恐怕没有想到的是，这场地震没有爆发在美国，也没有爆发在苏联，而是爆发在了看似波澜不惊的法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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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44年，傀儡政权“维希法国”瓦解，戴高乐将军率领的抵抗运动迅速光复了法国全境，不仅一雪前耻，更以唯一的战败国的身份，竟跻身英、美、苏之侧，成为联合国“五大国”之一。随后，在“马歇尔计划”和第四共和国经济复兴运动的加持下，法国经济迎来高速发展，迅速走出了战争的阴影。
丘吉尔与戴高乐
1951年，“欧盟之父”让·莫内推动“核心欧洲”六国（法德意荷比卢）签订了《欧洲煤钢共同体条约》，法国俨然成为战后欧洲大陆的第一权威，和英美分庭抗礼的西方世界领袖。大名鼎鼎的哲学家亚历山大·科耶夫，出任法国欧共体事务的负责人，更在酝酿着重建“拉丁帝国”的伟大梦想。
科耶夫（Alexandre Kojève，1902-1968）
1967年，刚刚访问了日本和中国的科耶夫飞抵西德，当兴冲冲的左翼学生领袖问他怎样干革命的时候，科耶夫说了一句意味深长的话：“学好希腊语。”
但革命不是请客吃饭，也不是学希腊语，没有那样雅致、那样从容不迫。
左翼学生终究没有学好希腊语我家的天使国语版卢云峰，他们在学“三马同槽”：马克思、马尔库塞和毛泽东（3M）。
戈达尔电影《中国姑娘》，三个巴黎大学生学《毛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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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人口统计学上看，1968年的造反运动正好是战后“婴儿潮”的自然反映：由于战争的结束，人口迅速恢复，在1945-1950年间，大量新生儿出生，而到了1968年，这批婴儿潮就恰好处在了18-23岁的区间。由于这批年轻人数量最多，此前的公共服务没有考虑到如此之大的承载量，就出现了许多意想不到的问题。比如，工作岗位不够，许多年轻人毕业即失业；又比如，大学宿舍床位不够，每所大学都显得拥挤不堪，设施陈旧、环境脏乱差；再比如，年轻人没有打炮的地方。
战后法国人口激增
1946-1970年间未央沉浮，总人口数增加了逾四分之一
68年年初，法国青年部长弗朗索瓦·米索福来到南泰尔大学（虽然叫南泰尔，但却是位于巴黎的西郊），出席学校一座游泳池的落成仪式一枪飙血。这位部长可能也是闲暴风新娘，盖个游泳池都要来剪彩，一剪就剪出事来了。一位著名的学生造反头子，人称“红毛丹尼”（但当时他还没有得到这个美称）的丹尼·科恩-邦迪质问部长：为什么从来没有考虑过大学生的性需求问题？部长指着游泳池答道：你们可以跳到游泳池里疯一疯。
电影《霸王别姬》里，英达饰演的那爷指着上街的爱国学生说：这些年轻人火力壮，又没钱找姑娘，您总得让他们有个地方煞煞火不是？
那爷都懂的道理，这些官僚却不懂。自古以来龙小羽，年轻人没地方煞火，都不是小事，弄不好就麻烦大了。
1930年，弗洛伊德出版了他晚年最重要的作品《文明及其不满》。根据弗洛伊德的理论，一切人类文明在本质上都来自性压抑：通过发明各种性压抑的技术（如道德、宗教、婚姻制度），让文明中的个体始终处于“欲求不满”的状态，从而使其为文明所用（如科学研究、艺术创作）。但虽说如此，弗洛伊德却知道话要留三分，他只是试图揭示文明背后的这一机制，但在他看来，必要的性压抑对于文明来说仍然是不可或缺的。
但弗洛伊德的后学，“西马”代表人物之一的马尔库塞则不这么想。1966年，中国“文化大革命”爆发的同一年，马尔库塞出版了他的《爱欲与文明》，在这本书中，马尔库塞将弗洛伊德的性压抑理论推到了激进左翼的立场上，发明了他的“爱欲解放论”：过往的一切文明都建立在性压抑的基础上，如今真正的解放就意味着性压抑的彻底废除，人类（在这里等于年轻人）在纯粹的爱欲中实现完全的自由发展。
马尔库塞（Herbert Marcuse，1898-1979）
值得一提的是，马尔库塞的著作出版一年以后，列奥·施特劳斯出版了他的讲稿《论柏拉图的<会饮>》，从古典政治哲学的角度，也针锋相对地谈论爱欲问题。在一些学者看来，这正是想要拨青年造反运动之乱，饱含着施特劳斯的苦心孤诣。
或许许多人没有意识到的是烽禾影城，如此立场不同的两个人，却是源出一门同门师兄弟。在他们的身后，是被称为“20世纪哲学之王”的海德格尔。
海德格尔
在1927年出版的《存在与时间》中，海德格尔运用现象学方法来分析存在问题。在海德格尔看来，被称为“此在”的人不是自然而然来到这个世界上的，而是“被抛”入这个世界的，由于深刻地处在它的“在世性”之中东环影城，人丧失了向着一切在世存在去敞开自身的无限可能性的机会，而陷入人云亦云、随波逐流的境地，在“大家伙儿”中泯然于众人，这被海德格尔称为“沉沦”。人要摆脱沉沦的生存境况，就应当朝向未来和死亡而“活出自己来”。虽然海德格尔的思想远远比此丰富和深邃，但经过几轮倒手和重述之后，他的复杂哲学就变成了一种十分清晰而决绝的存在主义信念，并深刻影响了战后的一代法国年轻人。在笔力千钧的《西西弗神话》和《局外人》中，加缪淋漓尽致地展现了存在主义的悲剧英雄：即使我所做的和我相信的一切都是毫无意义的，我也要在我自己的一己存在中勇敢地向着这个虚无、荒诞和不公的世界发起堂·吉诃德式的挑战。“世人终将找到荒诞的醇酒和冷漠的而包来滋养自身的伟大scc鹏鹏。”
西西弗神话
60年代的法国思想界，是马克思主义、存在主义和结构主义“三足鼎立”的时代。前者以法共党员路易·阿尔都塞在巴黎高师的读书小组为据点，而后两者则分别围绕着萨特主编的《现代》杂志和列维-施特劳斯主编的《人文》杂志。在斗争的最激烈时刻，《现代》和《人文》杂志上每一期都连篇累牍地发表针锋相对的文字，互相争夺知识界的“文化领导权”，到60年代末广佳房源网，实则萨特已经败下阵来，成了明日黄花，结构主义几乎一统天下。然而，在“五月风暴”中，结构主义阵营的主将列维-施特劳斯、罗兰·巴特等人，都或有意或无意地离开了舆论的中心，在激烈的斗争面前哑然失语，“用自己所手造和别人所帮造的墙变蝇人，同世人隔绝了”，从而也将知识界的领袖地位拱手让人。在“五月风暴”之后，老当益壮的萨特地位之隆无以复加，而更有福柯、德里达、德勒兹、克里斯特娃等新生代崭露头角，带领法国知识界迈进了“后结构主义”的时代。在思想史家理查德·沃林看来，“五月风暴”作为一场政治变革是不成功的，但作为一场思想文化领域的重新洗牌，才是它真正的影响深远所在。
[美]理查德·沃林：《东风》
三辉图书 | 中央编译出版社，2017-3
04
与思想上的暗流涌动相比，“五月风暴”的实际过程却相当简单，甚至可以说，有些乏善可陈。和许许多多学生运动相比没有什么区别，我们几乎可以用一个三段论公式来概括：
“学生上街了，眼看要胜利了，最后被镇压了。”
5月2日，政府宣布关闭南泰尔大学，逮捕了“红毛丹尼”在内的8名学生。第二天，众多学生和教师来到古老的索邦大学（巴黎大学总部）请愿，教育部长和警察局长一合计，下令关闭索邦大学，未料引起更大的反弹。
5月6日，法国的全国性学生联合会和教师工会发起罢课、罢工的号召，萨特等知识分子积极响应，事情终于闹大了吴梦知。
萨特（左眼镜）与强子哥哥福柯（右光头）
5月9日，示威人群和巴黎警方在多个热点地区爆发激烈的街垒战，数百人死伤，其他城市也爆发了响应巴黎的游行活动。
5月13日，法国全国总工会支援学生，到18日，罢工浪潮席卷整个法国，在多地学生和工人组织采取了夺权行动。
5月24日，此前态度始终强硬的戴高乐总统终于选择让步，同意工人学生提出的许多教育和社会改革请求，但局面已经控制不住。次日，示威群体公布了若干主要政治请求，包括解散议会、重新举行大选、戴高乐必须下台等。
5月25-27日，戴高乐授意总理蓬皮杜（后成为法国总统，著名的“蓬皮杜艺术中心”即以他得名）同示威群体代表举行会谈，但私下里，蓬皮杜却和以密特朗为首的在野人士达成了政治共识：双方同意戴高乐下台，在后戴高乐时代，由蓬皮杜主持大局，和左翼人士组织联合政府。戴高乐可谓大势已去。
1973年，蓬皮杜总统到访中国
5月29日凌晨（一说中午），戴高乐乘飞机秘密离开了巴黎。这一天，法国人民成功地赶走了他们的总统。
关于戴高乐的这次秘密出逃，后来众说纷纭，稗官野史更是无奇不有。有人说，当时78岁高龄的戴高乐已是万念俱灰，本来准备飞回家乡发布隐退声明；也有人说，当时他听说蓬皮杜可能会倒向叛乱分子，害怕自己会像法王路易十六一样被愤怒的人群送上断头台特工弃妃，于是仓皇出逃，上了飞机以后都不知道要去哪；也有人说刘本仁，戴高乐开始想要飞去北约总部布鲁塞尔，请求北约出兵干涉，但约翰逊总统向他明确表示，美国对法国内政作壁上观，不会去保戴高乐……由于通常50年的保密期限，这其中的是非真假宝缇嘉官网，还有更多的历史细节，我们或许在这个五月过后才能陆陆续续得知张天爱乳环。但至少可以肯定的是，这架飞机载着戴高乐的最后飞向了西德，飞向了当时法国占领区的巴登-巴登。
戴高乐画像（Donald Sheridan 绘）
巴登-巴登位于德国西南部的巴登-符腾堡州，是一处著名的温泉度假胜地。还有一则轶事，据说赫鲁晓夫前来参观时，问随行的德国外交人员这是哪里，对方答“巴登-巴登”，赫鲁晓夫很不高兴地说：“我耳朵很好，你不需要说两遍。”而如今，赫鲁晓夫已经在四年前的1964年遭遇政变，黯然下台。
温泉胜地巴登-巴登
驻守此地的法国占领军司令官马索，是戴高乐当年的心腹部下。鉴于国内云谲波诡的形势，各地军方很有可能将不再听命于己，戴高乐果断选择了“置身事外”的驻德军队作为自己的政治筹码，可谓充分显现出了一位老政治家的手腕。在取得了这支部队的效忠后，戴高乐一面命令坦克开赴巴黎，一面又在消失了整整一天一夜之后再次回到爱丽舍宫。5月30日下午，戴高乐发表电视演说，宣布举行大选，并呼吁平息暴动。事情到此经历了惊人的逆转，数十万戴高乐的支持者再次走上街头，民心向背急剧向有利于戴高乐的一方发展。到了6月，在政府的强力镇压和暴动群体的自我分化之下，罢工罢课运动迅速被控制，“五月风暴”失败已成定局。一个月后，6月30日，大选结果揭晓，戴高乐以压倒性的优势重新当选总统，政治危机彻底解除。
5月29日，构成了整场“五月风暴”运动的转折点。在此之前，革命形势一片大好，不是中好，也不是小好，戴高乐政府的名实俱损，声望和权力都跌倒了谷底。但在此之后，戴高乐政府几乎兵不血刃地控制了局面，重新夺回了政权。事态的转折如此突然，又如此戏剧性小鸡进行曲。难道真的仅仅是戴高乐的外逃搬救兵，上演了“神之一手”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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答案或许并不在外，而是在内。
任何革命似乎都难以逃脱革命的辩证法，在革命之中内在地蕴含着革命的自我否定。换句话说，革命逐渐走向成功的过程，必然同时也是革命逐渐走向自我瓦解的过程。这时候，与其说革命者是和敌人在赛跑，毋宁说更是和自己在赛跑，如果他们不能成功地巩固已经得来的胜利果实，并且迅速将革命形势推进到下一阶段，那么革命积蓄的势能就会迅速耗尽，已经取得的成果就会得而复失。这或许正是“五月风暴”最终失败的原因。
在更深刻的意义上，“五月风暴”甚至根本不能构成一场革命：它没有提出成熟的政治纲领，以至于被逐渐失控的声势所裹挟，失去了明确的斗争目标和斗争焦点；他们没有坚强有力的先锋队型政党发挥组织，从而在运动壮大之后轻易地被密特朗之类的政治老油条所窃取和利用；甚至，没有成熟的思想作为观念上的引领——尽管那个时代最不缺的就是形形色色的思潮。对于绝大多数“五月风暴”的参与者来说，他们本能地意识到了发达资本主义时代的压迫特征——从直接的经济剥削和政治管制，到隐秘的、润物细无声式的消费主义、景观宰制和话语霸权，他们也激烈地通过自身的行动对整个上层建筑进行了批判与反抗；但或许正因为他们所成长的战后经济“蜜月期”的环境约束，他们并不缺少不畏强权、敢于挑战的叛逆性格，甚至是愿为伟大梦想而献身的壮烈品质，但他们真正缺少的是马克思式的理论洞见和去开创一个新世界所需要的勇气、坚韧和深沉。革命胜利了，可是革命后的第二天怎么办？
在中国学者程巍看来，以“五月风暴”为代表的的60年代文化解放运动，根本不是革命，而是打着革命旗号、披着革命外衣的资产阶级复辟，其性质是“以反叛资产阶级的名义来完成资产阶级本身的一场革命”，其结果则是“资产阶级夺回旁落于贵族和左派之手长达一个半世纪之久的文化领导权”。这一观点看似故作惊人之语，实则深刻醒辟。也正如我们所见的那样，在“五月风暴”结束的过去半个世纪里，世界上再也没有一场像样的革命运动（遑论取得成功了），肇始于两个时期前的国际共产主义和工人运动陷入了前所未有的低潮。原因何在？
某种意义上，正是“五月风暴”预表了1990年以降的“历史终结”：既然反抗不能意味着更美好明天的通路，那么即使现成秩序有再多的不合理，它依然是如莱布尼茨所说的“所有可能世界中最好的一个”。反抗是没有意义的，质疑也是没有意义的武藤敬司，我们只能寄希望于渐进的、温良恭俭让的局部改良，而不可能或不希望再去试图诉诸政治实践本身——这或许是我们被我们所忽略的一项五月风暴的历史遗产，只不过是负面的。
（本文转载自公众号“活字文化”）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