五胡十六国时期“天王”号的意义 ———以石虎与冉闵为中心 （日）小野响|-南晓学报官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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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 者 简 介
小野响，日本立命馆大学东洋史学科博士研究生，南京大学历史学院高级进修生，主要研究方向：五胡十六国北朝史。
五胡十六国是中原地区首次被非汉族政权割据的时代。我们也都知道，在这一时代还存在着若干汉族政权。所谓非汉族政权、汉族政权，不用说是以君主的族群出身来划分的。而在各个政权的治下，汉族、非汉族人群共同存在、共同生活，这也是毋庸赘言的事实。
冉魏政权是五胡十六国时期所谓的汉族政权之一，以严酷镇压羯族为人所知。不过，冉魏政权内部也活跃着一些非汉族将领，因此很难将其一概而论为带有大汉族主义色彩的政权。
建立冉魏的冉闵，原作为石虎的养孙，是后赵宗室中的一员。尽管如此，意识到后赵、冉魏政权之间关联性的研究却几乎没有。的确，冉闵十分排斥非汉民族，尤其是后赵君主辈出的羯族。但是要说冉魏与后赵完全断绝联系，却也绝非如此。本文拟以联结后赵与冉魏的关键词———“天王”为视角，对五胡十六国时期“天王”号的意义、冉魏王朝的特征，以及“天王”号来历、以“天王”为尊的国家体制等学界颇为关注的问题试加分析。
一、五胡十六国时期的“天王”
“天王”是极具五胡十六国时期特征的称号，研究者对此颇为关注。在此先将代表性的研究整理如下：
1.吕思勉
吕思勉先生较早地关注到了“天王”号，对五胡十六国及北周时期的“天王”加以总结概述，指出“天王” 是稍逊于皇帝的一种名号。
2.谷川道雄
谷川道雄首先确认了秦汉以后，王位是称帝前最终阶段的事实，在此基础上认为“天王”与王位有所不同。在他看来，五胡十六国时期的“天王”是一种既承认宗室分权，又体现君主至高无上权威的一种称号。他认为由于宗室军事封建体制对君权的抑制，君主无法称帝，故称“天王”。而“天王”号本身则是对周制的模仿。
3.宫崎市定
宫崎市定针对日本天皇名号出自大王的说法，认为天皇这一称呼或许源于“天王”。宫崎氏研究以此疑问为出发点，将五胡十六国时期的“天王”号想定为日本天皇名号的渊源。在他看来，五胡十六国时期的“天王”较皇帝稍低一阶，但基本与之匹敌暗黑狂潮。它是一种冠以国号，位于皇帝与王之间的，既融入儒家礼制，又受到佛教影响的名号。宫崎氏还提到，“一个天王消失了，另一个随之而起。这一时代似乎存在着让天王号不断存续的机制。”
4.本位田菊士
本位田菊士注意到五胡十六国时期的“天王”集中在控制华北核心区的若干大国内，因此认为“天王”号并不具有覆盖整个时代的普遍性。不过，本位田的研究主题是对日本天皇名号的考察，五胡十六国时期并非重点所在。其相关论述也因此为诸多日本史事所割裂。尽管如此，其观点仍颇具启发意义。他还指出，以五胡十六国的“天王”号为契机，东亚世界中出现了与华夏文明王号体系有别的新王号体系。
5.雷家骥
雷家骥就后赵的“天王”展开研究，指出石勒、石虎重视殷周制度，其二人的“天王”号来自于周代天王。 并认为他们之所以不称皇帝而称“天王”，是由于出身非汉民族的“劣等感”。对于前秦、后秦的“天王”号， 他也将这种自卑情绪与之联系起来加以考虑。雷氏对于五胡诸国使用“天王”号的理解大致相同，即这些 “天王”号的采用皆是基于作为非汉民族的“劣等感”。
6.古正美
古正美对扶南等东南亚地区的“天王”与后赵以降五胡诸国的“天王”加以比较讨论，认为东南亚地区的 “天王”来自于印度的影响，后赵的“天王”来自于龟兹的影响。因此五胡诸国的“天王”从根本上来说源自佛教，后赵的“天王”正是基于佛教的产物。由此亦可窥见中亚佛教对中原佛教的强烈影响。
7.松下洋巳
松下洋巳立足于五胡十六国时期名号上的混乱与模糊，指出“天王”号的意义在于其不固定的地位以及针对局势易于调整的灵活性。五胡诸国君主将王号、单于号并称，统治汉族、非汉族世界。自称“天王”，象征着其对汉族、非汉族世界的整合。此后，由于汉族人口的增加，非汉族群的华夏化、城市化，皇帝名号的使用成为大势所趋。此外天坛导游词，松下氏还认为“天王”号是能够在政治领域向汉、非汉族群，在精神领域向儒、道、佛显示正当性的一种名号。
8.荒木均
荒木均分析了自汉代至后赵的“天王”号，以为“天王”号是“单于”的汉译，并根据石虎即位“大赵天王” 一事，认为“天王”被赋予了天子的意味。荒木氏还论述了当时存在的非汉族群能否称帝的争论，将之作为相关背景。
9.川胜守
川胜守对“天王”号加以概述。其对于“天王”的理解在承袭宫崎市定观点的基础上，特别强调“天王”号与佛教的关系。此外他还认为，“天王”对高句丽的太王有所影响。
10.周伯戡
周伯戡以后秦姚兴为中心考察了“天王”号与佛教的关系。其指出，周代并未实际使用过“天王”号，并由此评价五胡时期的“天王”号，认为它们是非汉民族所提倡的一种新的中华政治理念。
11.内田昌功
内田昌功认为，使用皇帝名号的悠久历史中，五胡十六国是“一个极不稳定的时代”。 以从“天王”号的变迁、使用状况着眼，认为皇帝号在当时所具有的局限性以及应对措施是“天王”号产生的背景所在。
基于此，内田昌功检出五胡十六国时期 ２０ 个称“天王”的事例，加以分析，得出以下三点结论：
① 以石虎自称“大赵天王”（３３７ 年）为界，“天王”号的性质产生了变化。具体而言，“大赵天王”以前及后燕慕容熙、慕容盛所称的“天王”号，都以皇帝的存在为前提马场风云，是与皇帝相对、地位稍低的一种名号。此后的“天王”号则效仿周制，其与皇帝号无法并存。
② “天王”是非汉族并且与汉、晋王朝没有直接联系的君主所使用的名号。由于民族出身、与中原王朝关系这两方面的原因，这些君主难以称帝，于是使用周代君主号———“天王”来宣示统治的合法性。
③ 虽然在五胡十六国初期，非汉族政权的君主也有强烈的称帝意愿。然而至前秦苻坚时代，“天王”号的使用却被确立了下来。不过，随着苻坚在淝水之战的失败，“天王”号的使用也趋于衰落。
基于以上三点，内田氏指出，“天王”号的意义在于赋予非汉族出身君主统治中原的合法性以及总统汉、 非汉族群的可能。他还认为，“天王”号的使用不再流行以后，这种意义为皇帝号所继承，并把这一时期皇帝号产生动摇的原因归结为旧有世界秩序的动摇，以及皇帝号在应对这种社会变化上欠缺灵活性。
此外内田氏将五胡十六国时期的“天王”号分为五期：
第一期·王号期：靳准、石勒、石虎
第二期·成立期：石虎、苻健
第三期·确立期：苻坚
第四期·扩散期：翟辽、翟钊、吕光、吕绍、吕纂、吕隆、姚兴、姚泓
第五期·北边期：慕容盛、慕容熙、高云、赫连勃勃、冯跋、冯弘
12.高桥亮介
高桥亮介在分析石勒的政策时涉及到“天王”号。其在内田昌功对于“天王”号理解的基础上认为，作为非汉族君主，石勒在对多民族国家后赵展开统治之际，认为有德之人方可称帝。为了毫无障碍地施政，故而选择以“天王”而不是皇帝的名号君临胡汉世界。
13.三崎良章
三崎良章继承学界对“天王”号既有解释，指出非汉族政权君主在称帝有所踟蹰时，便会称“天王”号。 他还指出，就“天王”具有至高无上的地位这点而言，应把它归入皇帝一类的范畴。
14.吴洪琳
吴洪琳对五胡诸政权君主名号的使用形态进行分类，尤其关注其中的王、“天王”、皇帝三种名号。吴氏考察认为五胡诸政权的“天王”号与佛教无关，而是基于华夏传统。各君主称“天王”是在不具有称帝资格的情况下所采取的权宜之计。“天王”号是君主尚未称帝时的产物。
在上述诸多优秀的研究成果中，只有内田昌功和周伯戡曾言及冉闵即位“天王”一事。周伯戡只是提到了冉闵的“胡化”，
岑碧青并未加以论析。内田昌功也仅指出冉闵有可能曾经称“天王”号，在对当时诸“天王”号进行讨论时，则并未将之列入考察对象。然而细绎史料，冉闵的确曾即位“天王”。下面，就来详细讨论这个问题。
二、冉闵即“天王”位一事
在五胡十六国的研究中，《晋书》载记是首要的参考资料。冉闵的相关记载附于《晋书》卷一0七《石季龙载记》的末尾，关于他的即位，书中记录如下：
永和六年，杀石鉴，其司徒申钟、司空郎等四十八人上尊号于闵，闵固让李农，农以死固请，于是僭即皇帝位于南郊，大赦，改元曰永兴，国号大魏，复姓冉氏。追尊其祖隆元皇帝，考瞻烈祖高皇帝，尊母王氏为皇太后，立妻董氏为皇后，子智为皇太子。
又《资治通鉴》卷九八穆帝永和六年（３５０）条记云：
司徒申钟等上尊号于闵，闵以让李农，农固辞。闵曰：“吾属故晋人也，今晋室犹存，请与诸君分割州郡，各称牧、守、公、侯，奉表迎晋天子还都洛阳。”尚书胡睦进曰：“陛下圣德应天，宜登大位痴情司国语，晋氏衰微，远窜江表，岂能总驭英雄，混壹四海乎。”闵曰：“胡尚书之言，可谓识机知命矣。”乃即皇帝位，大赦， 改元永兴，国号大魏。
《晋书》与《通鉴》皆云冉闵即位为皇帝。不过《晋书》卷八《穆帝纪》却记载冉闵即位为“天王”：
（永和六年）闰月，冉闵石鉴，僭称天王，国号魏比高电影院。
那么，这种差异应该如何理解？就此问题，冉闵后代染华的墓志中留下颇有意思的记载。。关于此墓志，罗新、叶炜有过讨论，此处就墓志的基本情况再稍作梳理。
《染华墓志》１９９０ 年秋出土于河南省偃师县城关镇杏元村东的一座砖瓦厂中，现藏于偃师商城博物馆。据简报，该墓志为正方形，边长 ５８． ５ 厘米，厚 １１． ５ 厘米。阴刻，志文 ２５ 行，行 ２５ 字。首题“惟大魏孝昌二年岁次丙午十一月丙申朔十四日己酉故镇远将军射声校尉染府君墓志”。墓主人染华殁于北魏孝明帝正光五年（５２４），亡年六十，则其生于北魏文成帝和平六年（４６５）。染华的高祖闵，就是五胡十六国时建立冉魏的冉闵。如《元和姓纂》引《十六国春秋》所云，冉、染二字互通。染闵即冉闵。
除去以上基本信息，罗新、叶炜还就墓志本身有详细分析。关于墓志中的“天王”，罗、叶二氏引用《晋书》《通鉴》等书，指出两者记载有所不同，但未下断语。其实，《染华墓志》载冉闵即位为“天王”而非皇帝这 一点，是应当加以关注的。关于这一点，陆扬以为冉闵即位的就是“天王”，不过仅引用了《晋书》与《染华墓志》作为依据。冉闵即位“天王”的问题，实际上仍有稍加分析的必要。
说起冉闵与“天王”号的关系，首先让人想起的是前燕给予他的谥号。冉魏灭亡后，担心冉闵作祟的前燕慕容)谥其为“武悼天王”，《晋书》卷一0七《石季龙载记》云：
遣使者祀之，谥曰武悼天王，其日大雪。是岁永和八年也。
这一谥号，应可以作为冉闵曾即位“天王”的一个旁证。为了防止冉闵作祟而赠予他的谥号，却与其生前活动毫无关联，这是很难想象的。而且前燕没有使用“天王”号的传统，因此赠予冉闵“天王”号也不太可能源自于前燕的惯常做法。
此外，《染华墓志》还记载冉闵谥号为平帝。罗、叶二氏推测以为，这是冉闵死后以太子冉智为中心的冉魏朝廷所制定的谥号，应当不谬。但是这仅说明冉闵有可能生前称帝，无法否定冉闵曾经即位“天王”的事实。若举例而言，如前秦苻坚生前一直称“天王”号，其子苻丕即皇帝位以后，又以皇帝谥号追赠苻坚。 再比如说尽管苻坚一生号称“天王”，却称正室为皇后，立皇太子卡西欧n1。同理，冉闵立皇后、皇太子与其称“天王” 的事实并不矛盾。由此可以明了，冉闵虽然拥有平帝的谥号，但对他生前称“天王”一事不构成否定。
如此，冉闵至少一段时期内称过“天王”，应当没有问题。这样的话，“天王”也就不仅仅是局限于非汉民族的一种称号了。内田昌功所提出的“非汉民族的出身妨碍称帝”这种解释，恐怕也无法将五胡十六国时期所有称“天王”号的情况概括在内。原因显而易见，冉闵是汉族人。易言之，“天王”是汉、非汉族群都可以使用的名号。前人研究业已指出，“天王”是五胡十六国时期新出现的一种名号。不过，这一名号绝不是非汉族群专用之物，而是兼通于汉、非汉两族群中。
那么，冉闵所称的“天王”究竟是什么呢？可以注意到，五胡十六国时期虽有二十多例号称“天王”的史实，而在冉闵以前却仅有四例。换言之，冉闵所参照的“天王”号，应该就出自这四例中。让我们先来看一下相关史实。
三、冉闵以前的“天王”
1.靳准
通过政变篡夺汉赵政权的靳准曾自称大将军、“天王”。《资治通鉴》卷九0晋元帝大兴元年（３１８）冬条记云：
准自号大将军、汉天王，称制，置百官。谓安定胡嵩曰：“自古无胡人为天子者，今以传国玺付汝，还如晋家。”嵩不敢受，准怒杀之。
另有史料记载靳准所称为汉大王。宫崎市定指出，大王不是名号，因此靳准所称当为“汉天王”，而非汉大王寂寞之声，且实际上很有可能是“大汉天王”。内田昌功则认为靳准所称“天王”不是视同王爵的君主号。而他之所以采用“天王”号，是既不想以非汉族的身份称帝，也为了避免分封郡县。
靳准政权存在的时间很短，其称“天王”号究竟出于怎样的目的并不清楚。但从他向东晋政权称藩一事可以窥知，在靳准等人的意识中，“天王”是能够与设立皇帝的东晋政权开展交聘的一种称号。这清楚表明， “天王”并非天子。换言之，也意味着“天王”不是与皇帝相匹敌的存在。从靳准不称天子的理由，从他自认为“胡人”这一点来加以探求，应较为重要。
2.石勒
五胡十六国时期的第二个“天王”是控制华北大部的石勒。消灭了与之逐鹿中原的前赵以后，志得意满的石勒进号“天王”。进号之前，石勒为赵王。根据史料记载的不同，石勒所进有“赵天王”“大赵天王”“天王”等不同说法。此外，石勒以王号追尊先祖、分封宗室，这是其特点所在。《晋书》卷一0五《石勒载记下》云：
勒群臣议以勒功业既隆，祥符并萃，宜时革徽号以答乾坤之望，于是石季龙等奉皇帝玺绶，上尊号于勒，勒弗许。群臣固请，勒乃以咸和五年僭号赵天王，行皇帝事。尊其祖邪曰宣王，父周曰元王。立其妻刘氏为王后，世子弘为太子。署其子宏为持节、散骑常侍、都督中外诸军事、骠骑大将军、大单于，封秦王；左卫将军斌太原王；小子恢为辅国将军、南阳王；中山公季龙为太尉、守尚书令、中山王；石生河东王；石堪彭城王；以季龙子邃为冀州刺史，封齐王，加散骑常侍、武卫将军；宣左将军；挺侍中、梁王。
谷川道雄曾经指出，称“天王”与宗室制衡君权有关。石勒在自称“天王”七个月后进号为皇帝。那么， 是否说他在此期间摆脱了宗室对君权的掣肘呢？
发生于石勒称“天王”至称帝这段时间的事件，《晋书·石勒载记》中唯一能够确认的是诛杀祖约一 事。如此，便不能说石勒进位皇帝是排除宗室势力的结果。此外，在石勒称“天王”以前，后赵内部就已形成了以之为中心的集权体制，来自于宗室的压力并没有那么大。石勒即位“天王”，应当在宗室以外别有其他缘由。
荒木均以为，“天王”是“单于”一词的汉译。考虑到石勒即位“天王”时其子石宏任大单于的事实，这种可能性或许存在。但在实际政治层面，两者恐怕还是不能混为一谈。
就石勒称“天王”一事，内田昌功、高桥亮介则认为，当时存在着非汉族君主不可称皇帝的思想，因而石勒采用了不受族群身份限制的“天王”号。这一理解与前文靳准不称天子的原因相通。不过他们都没有说明为何石勒在短短七个月后又进号为皇帝。
那么，石勒为何要自称“天王”？诸多前贤业已指出，尽管汉（匈奴）、前赵君主均自称皇帝，但在当时的 一般逻辑中，非汉族君主没有称帝的资格。
石勒即位“天王”时，特意说“行皇帝事”，表明自己与皇帝相当，并在同年称帝。此外，在这段时间，后赵国内及周边局势也较为平稳。
将以上事实综合加以考虑，石勒即位“天王”，很可能是想借此加以试探舆论，看着周围对于他作为非汉族群出身的君主称天子会有何反应。总而言之，石勒将之作为试金石，一方面，在自称“天王”这种特殊王号以后，通过在礼仪上加封先祖王爵等手段，强调“天王”也是王号的一种；另一面为了最终称帝，又通过以王爵分封宗室、“行皇帝事”等等，表明自己实质上就是皇帝。最终，朝野上下认可了这种做法，并无波澜，石勒也在七个月之后按计划进位皇帝。如此来把握石勒即位“天王”一事，也就能够说明为何他从称“天王”到称帝的间隔，竟是如此非同寻常的短暂。
对于攻灭前赵的石勒来说，能否以皇帝的身份君临天下法医小妾，他并没有十分的自信。就此而言，雷家骥认为石勒称“天王”是受到其非汉民族出身的影响，确实如此。但雷氏所谓的“劣等感”，似尚有讨论的余地。因为最终石勒在短短七个月后就称帝了。如果将之解释为他在这么短的时间内克服了“劣等感”，似不合理。如果理解为石勒从一开始就计划先称“天王”，而后称帝，这样应当较为合适。事实上，不认可“胡人皇帝”的这种想法对于周边人群具有多大的影响力，石勒本人恐怕也很难把握。而最终号称“天王”一事未受到反对意见，石勒也由此在短短七个月后称帝。此外，正如松下洋巳所指出的那样，“天王”是儒、释、道三教都加以使用的一个词汇。 石勒采用“天王”号恐怕并无特别的理论依据，仅是想寻找一个皇帝之外的、广泛通用的名号。
3.石虎
石虎曾两次称“天王”号。第一次是 ３３４ 年称“居摄赵天王”，第二次是 ３３７ 年称“大赵天王”。“居摄赵天王”见于《晋书》卷一0六《石季龙载记上》：
咸康元年，季龙废勒子弘，群臣已下劝其称尊号。季龙下书曰：“王室多难红星歌歌词，海阳自弃，四海业重，故从推逼。朕闻道合乾坤者称皇，协人神者称帝，皇帝之号非所敢闻，且可称居摄赵天王，以副天人之望。”于是赦其境内，改年曰建武。
称“大赵天王”亦见于《晋书》卷一0六《石季龙载记上》：
于是依殷周之制，以咸康三年僭称大赵天王，即位于南郊，大赦殊死已下。追尊祖 邪为武皇帝，父寇觅为太宗孝皇帝。立其郑氏为天王皇后，以子邃为天王皇太子。亲王皆贬封郡公，藩王为县侯，百官封署各有差。
内田昌功指出这两个“天王”号在性质上有所变化，详见后论。如果说这种“天王”号的变化限定于后赵政权内部，笔者是赞同的。不过这能否作为五胡十六国时期全体“天王”号的分水岭，值得怀疑。
那么，“居摄赵天王”究竟是何物？居摄本是代为行事之意，而石虎却是废黜皇帝石弘以后，在帝位空缺时称“居摄赵天王”。三年后，石虎称“大赵天王”，特意以“殷周之制”贬去诸王爵位，改封公、侯等爵。“居摄赵天王”与王爵并存，“大赵天王”则反之，说明两者并不相同。要言之，这其中并不仅仅是单纯地去掉“居摄”二字，而是存在着更大的变化。
内田昌功认为，“大赵天王”是与皇帝相等的名号，与此前以皇帝存在为前提的那种“天王”号不同。这 一看法可从。作为“天王”号的最终完成形态，石虎所称的“大赵天王”与分封诸宗室王，最终考虑进位皇帝的石勒所称“天王”号，有着本质区别。
如此而言，石虎自称“大赵天王”一事，在后赵政权中的确具有划时代意义。连续两代的后赵君主——— 石勒、石弘均称皇帝，而自石虎称“天王”以后，后赵政权从以皇帝为最高权力者的国家体制转向以“天王”为尊的体制。对于这个变化，将在下一章详细论述。
四、石虎与“大赵天王”
那么，为何会产生这样的变化呢？如果就非汉族群对统治中原有所犹豫这点来考虑，似乎有些不合理。因为该问题在石勒时代就已经解决了。进一步而言，石虎自称“大赵天王”时既没有大规模的开疆拓土，后赵的人群构成也没有发生太大变化。换言之，从支配对象这一角度出发，从皇帝变更为“天王”没有什么必要。
石虎称“居摄赵天王”后，将国迁至邺城。前人业已指出，石虎是营造邺城的主导者魔法少女沙枝。由此可以窥知，石虎在担任后赵君主以后，试图构建新的政治体制。
即位“大赵天王”以后，石虎拒绝了劝进皇帝的建议。此事与石虎称“居摄赵天王”同在一事。在此引用叙述扼要的《资治通鉴》卷九五，晋成帝咸和九年（３３４）条：
虎曰：“皇帝者盛德之号，非所敢当，且可称居赵天王。”
石虎称“居摄赵天王”时以“德”作为说辞，是不否定将来即位皇帝的可能。“皇帝者盛德之号，非所敢当”， 换言之，若具有了“盛德”，也就有了称帝的资格。不过，石虎在即位“大赵天王”时却明确否定了将来称帝的可能。《晋书》卷一0六《石季龙载记》曰：
夔安等又劝进曰：“臣等谨案大赵水德，玄龟者，水之精也。玉者，石之宝也。分之数以象七政，寸之纪以准四极。昊天成命，不可久违。辄下史官吉日，具礼仪，谨昧死上皇帝尊号。”季龙下书曰：“过相褒美，猥见推逼，览增恧然，非所望也，其亟止兹议。今东作告始，自非京城内外，皆不得表庆。”中书令王波上玄玺颂以美之。
对比“皇帝者盛德之号，非所敢当”与“过相褒美，猥见推逼，览增恧然，非所望也，其亟止兹议。今东作告始，自非京城内外，皆不得表庆”，可见石虎对称帝截然不同的态度。它反映了两个事实：其一，石虎即位 “大赵天王”时并未考虑将来称帝，而是计划一直以“天王”的名号统治后赵；其二，后赵群臣将皇帝想定为高于“大赵天王”的名号，一直希望石虎能够称帝。那么，施华蔻的洗发水好吗为何石虎要一直以“大赵天王”作为名号呢？
要说起来，原因恐怕在于石虎是通过篡权上台的3u8858，因此必须考虑如何展示自身政权的合法性。其实，当石弘被废黜时，后赵国内就有人为之惋惜。《晋书》卷一0五《石勒载记下 附石弘传》：
弘赍玺绶亲诣季龙，谕禅位意。季龙曰：“天下人自当有议，何为自论此也。”弘还宫，对其母流涕曰：“先帝真无复遗矣。”俄而季龙遣丞相郭殷持节入，废弘为海阳王。弘安步就车，容色自若，谓群臣曰：“不堪纂承大统，顾惭群后，此亦天命去矣，又何言。”百官莫不流涕，宫人恸哭。咸康元年，幽弘及程氏并宏、恢于崇训宫，寻杀之，在位二年包伟民，时年二十二。
故而石虎也未称帝，而是暂称“居摄赵天王”。此后，石虎通过将洛阳诸多器物运往邺城、降服周边诸族群、大规模地营建宫殿等措施，不断向外宣示权威。在废黜石弘以前就掌握强大军权的他，也在 ３３７ 年正式称“大赵天王”。与此同时，皇后、皇太子、天子等名号也发生改变。首先来看改皇后为天王皇后、皇太子为天王皇太子一事。《资治通鉴》卷九五“晋成帝咸康三年（３３７ 年）”条云：
辛巳，（石）虎依殷、周之制，称大赵天王。即位于南郊，大赦。立其后郑氏为天王皇后，〔胡三省注： 古者称王，后称王后；称皇帝，后称皇后；未有天王皇后之称也。〕太子邃为天王皇太子，〔胡三省注：古之王者，其嫡长曰世子；秦、汉称皇帝，立皇太子；未有天王皇太子之称也。〕诸子为王者皆降为郡公，宗室为王者降为县侯。百官封署各有差。
而后改成天子为官家，《资治通鉴》卷九五晋成帝咸康三年（３３７）条云：
（石）邃私谓中庶子李颜等曰：“官家难称，〔胡三省注：称天子为官家，始见于此。西汉谓天子为县官，东汉谓天子为国家，故兼而称之。或曰：‘五帝官天下，三王家天下，故兼称之源码哥。’又难称〕吾欲行冒顿之事，卿从我乎。”
胡三省注业已指出，以上三个名号并非古已有之。如此，“大赵天王”恐怕也不是基于华夏传统的名号。尽管《晋书》云石虎“依殷、周之制”，但是若仅有“天王”是基于传统的名号筱田建市，而皇后、太子以及对天子的称呼却不见于典籍，似乎有些奇怪。如果换个角度，笔者倒是认为，以上这些名号都是石虎所创，与以往各类名号完全不同的新制度。而所谓“殷周之制”，不过是取其名目而已。以自身掌握的权力为支撑，石虎对后赵的政治体制加以更新。试图通过构建与石勒、石弘时代完全不同的“新赵”来完善执政的合法性。由此，石虎在相当长的时间内都以“大赵天王”的身份统治后赵。尽管在去世前，石虎即位皇帝，但这应当是他考虑到太子石世幼小，想通过石世称皇帝，分封宗室为诸王辅佐的方式维持政权。在此处，希望读者能够想起后赵群臣希望石虎即皇帝位 一事。石虎根据自身的意愿与实力构建出以“天王”而非皇帝为顶端的国家体制。然而很显然，这一体制依托于石虎本人，在他死后则难以为继。再加上后继者石世的年幼。因此，石虎将国家回归到以皇帝为顶端的传统体制，很可能是希望借此迎合群臣的期望，争取他们在其驾崩后对嗣主石世的支持。
要言之，“大赵天王”终究是以石虎所具有的实力为基础的衍生物，截至此时，“天王”还没有成为一种独立的君主名号。 正由于此，石虎以年幼的石世作为嗣主后，随即废弃“大赵天王”，改称皇帝。此外，石虎称 “居摄赵天王”时，或许是为了将来进位皇帝，仍然保留了分封宗室诸王的体制。而称“大赵天王”之后，石虎没有即位皇帝的打算，王爵也由此被废置。也就是说，后赵的政治体制从“君主 ＝ 天王／皇帝←→臣下 ＝ 王爵” 转化为了“君主 ＝ 天王←→臣下 ＝ 公爵”。
松下洋巳认为，“天王”号的出现，“象征着摆脱‘中国’观念的胡汉世界新价值观在历史舞台上的再登场。”这种“再登场”是否成立，还有待商榷。不过将之视为兼跨胡汉世界的新价值观的产物，这一点值得肯定。
从以皇帝为中心转换为以“大赵天王”为中心的体制改革，对后赵而言具有跨时代意义。非汉族群不固执于皇帝称号的特有构想，再结合展示自身合法性的不断探索，石虎以“大赵天王”展开统治的国家就此诞生。舍弃华夏历史上惯常的皇帝，以“天王”作为最高权力者，这就是石虎所构建的新国家体制。而在石虎所称“大赵天王”之前的三个“天王”号，尽管名称相同，但在概念上却与之有着本质区别。不过正如内田昌功等人所言，石虎称“大赵天王”的原因不在于其非汉族群的身份，而是出于政权合法性的考虑。其以君主号作为开端对王朝结构加以改革，由此塑造一个全新的后赵政权。
石虎凭借军事实力完成了中央集权化，又以此为基础采用“大赵天王”的名号。然而对于年幼后继者的石世而言，却很难利用这种军事强人集权制维持以“天王”为主君的新国家体制。石虎称帝的原因金色的脚印，也正在于此。因此，石虎又改称皇帝。石虎称“大赵天王”时，特意将后赵诸王降爵为公，十二年后改称皇帝时又进诸公为王。如果考虑到石虎原本没有称帝的计划，这种非正常举动也就说得通了。此外，石世被立为太子是在 ３４８ 年 ９ 月，石虎即位皇帝在 ３４９ 年 １ 月，年岁相隔甚近。这也说明两者存在着某种关联性。
以邺城为首都，以“天王”为君主名号，石虎创制出全新的后赵政权。在即位后赵君主的过程中，石虎与部分宗室相互敌对。对他而言，有必要维持一种兼跨汉、非汉族群佛予蝶，通用于整个后赵国内的合法性。由此而生的产物，便是“大赵天王”的君主名号。因为佛教、道教以及周制中都存在着“天王”，所以对这个名号，人们认知起来并不困难。而且它还是建立后赵的石勒曾一时使用过的名号。若再如荒木均所指出的那样，“天王”源自“大单于”。那么该名号对于非汉族群而言也很易于认知。石虎选择“天王”，恐怕也正是基于上述原因。不过，由于后继者年纪幼小，以“天王”为主君的国家体制最终不得不加以回归，以皇帝作为最高权力者。
结语
至此重新审视冉闵即位“天王”一事。认为“自古无胡人为天子者”的靳准所称“天王”与冉闵所称“天王”，其实并非一物。实际上，“天王”称号的内涵也在不断变化。上引《资治通鉴》已说得非常明了，冉闵自认为“晋人”，即汉人。而由冉闵在冉魏建国前对盟友李农、诸子授予王号一事可知，其所称“天王”与石虎的 “大赵天王”也有区别。那么，冉闵所称“天王”大概类似于石勒所称的“赵天王”、石虎所称的“居摄赵天王”。由此推论，他最终很可能进位称帝。在史料中，冉闵或称“天王”，或称皇帝，记载并不统一。个中原因，就在于冉闵取后赵政权而代之，建立冉魏少年亚当。他与石虎一样篡权即位，也因此面临着同样的问题，那就是如何彰显自身的合法性。冉魏的成立，意味着西晋灭亡后汉、非汉族群混居的中原地区再次出现汉族政权。然而，在经历过后赵政权统治的中原地区，仅仅依靠汉族的旗号来确保政权的合法性是相当困难的———从冉闵即位后被迫自始至终与后赵支持者相互攻战的事实中狂野骑士，也可以看出这一点来。因此，冉闵有必要向这些势力宣传自身的合法性，而不是单纯地否定后赵政权。他与后赵君主一样称“天王”号，原因或就在于此。在冉闵即位的过程中，有部分后赵将帅举兵反叛。为了对这些反叛的将领施加影响，冉闵便对后赵制度加以模仿。易言之，正如石勒一样，冉闵将“天王”号作为称帝的试金石。其原因在于经过石勒、石虎的使用，这一 名号早已为人所熟知。冉闵所称的“天王”，在当时已是华北地区约定俗成的政治名号之一，并没有非汉族群的色彩。事实上，在一般人看来对非汉族群加以屠戮的冉闵，其麾下也活跃着如麻秋、王泰等非汉族武将。 由此而言，冉闵通过称“天王”号使人联想起后赵的政治表演，起到了一定效果。
以此而论，冉魏所继承的绝非石虎时代以“天王”作为最高权力者的国家体制。不过，称帝以前先称“天王”号，是不折不扣的源于后赵，或是说五胡诸国的政治手法。因此可以说匈奴刘渊以来成立的五胡诸国序列中，也包括了冉魏政权。 此后，前秦苻健同样模仿后赵，自称“天王”。从中也可看到后赵政权在五胡十六国时期具有极为强大的影响力。
一直以来，考虑到君主冉闵民族成分，冉魏多被强调为五胡十六国时期的汉族政权。然而如果关注到冉闵即位“天王”一事，便可知冉魏建立的过程中给予了后赵政权充分的重视。站在这一角度，无疑可将冉魏视为后赵政权的延续。在民族问题突出的五胡十六国时期，君主的族群出身与国家的民族性格有时并不一 致。对于冉魏政权的考察，就为我们提供了这样一个事例。其主要意义，正在于此。而这也是我们今后开展五胡十六国研究的一个重要角度。
【附记：本文在撰写过程中得到了南京大学历史学院张学锋教授的悉心指导，陆帅、刘萃峰等学友亦提供了诸多帮助，在此谨致谢忱！】
文章刊登于《南京晓庄学院学报》2018年 第二期 第31-39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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