五千村落（三） 八千祠堂-揭哥开讲
（三）:徽州与徽商
1、前世不修生在徽州
徽州山多地少，人烟稠密，素有“七山一水一分田，一分道路加田园”的说法，由此造成徽州人深刻的危机意识。为了生存，人们蜂拥而出，求食于四方，徽谚所谓“前世不修，生在徽州，十三四岁，往外一丢”，也由此形成了一支与晋商相抗衡的强大的商业力量，史称徽商。
在旧时徽州崎岖的山道上，总是能看见一些身背包裹、手拿雨伞的男人行色匆匆地走过，后头跟着一个、两个或是三五个孩子，小小的身架，不过十二三岁的模样。徽州山多地少，土瘠人稠，一代代徽州人惟有走出大山，走出徽州，求食于四方。一个少小离家，奔走于漫漫商途的徽州人，成功后写下自己初入商途时的感受，他充满哀伤地写道：“天下之民，寄命于农，徽民寄命于商。”后来，当进入歙县南乡的金川一带时快兰，我心中立即浮现出这段文字。那是怎样窘迫的一种景象啊，在一些巴掌般大小的泥土上，长着一些包谷，因为隔得远，包谷们就那么一棵一棵，各自孤零零地站着。能够强烈地感到它们的凄凉。当地人把包谷叫做“包芦”，是徽州多山地貌上一种主要的粮食作物。徽州地当皖、浙、赣三省交界处，重峦叠嶂，烟云缭绕，看上去固然是溪水清澈，林木葱笼，却没有成片的耕地，人们只能在山凹之间，艰难地寻找并开垦一些零星的田地，徽人称之为“薄土”。这些薄土一层一层累积而上，鱼鳞般狭小零碎，往往几十、上百块田土，还不足一亩。因为山高岭峻，难以蓄水，十天不下雨，就土地干裂，庄稼枯死；而一场暴雨之后，又山洪爆发，将粪土禾苗，多日的劳作，冲得荡然无存。
不管到了后来，徽商如何的心雄万夫，气吞天下，我想在最初，当他们一步步离开土地，四方奔走求食的时候，他们的心里，也一定是四顾茫然，孤独而彷徨。
进入明清之后，徽州人口与土地的矛盾越来越尖锐，生计日益艰难，粮食严重不足，几乎到了难以为继的地步。一年所产的粮食，只能养活全境十分之一的人口，百姓为粮食所逼出外谋生的竟达十分之九。那个时候，杭州或是饶州的米船，顺着新安江或是青戈江，再不就是阊江，昼夜不息逶迤不断地进入徽州，米船一日不至，徽人面有饥色，而五日不至，就路有饿殍。
中国历史上的十大商帮，大都兴起于地少人多、土地贫瘠的山区，所以糊口与活命，应该是农耕社会中商帮兴起的第一动因。
2、徽州古道 商路迢迢
踏上徽州历史上赫赫有名的翚杭古道，是早上的八九点钟，太阳安静地照耀大地卫夫子，山野的小花都开了，而古道上空无一人。在过去的年月，这条道可不是这么冷清。明朝人王世贞说：“徽俗十三在邑，十七在天下。”根据这句话，旧时徽州，十个人中，就有七个人外出经商，所以在那个属于徽商的时代，往来于这条路上的客商，该是络绎不绝吧。
那时的绩溪女人，总是一边准备男人的行囊，一边不紧不慢地说：“不慌不忙，三天到余杭。”
男人说：“可不是么？三天到余杭，鸭蛋未露黄。”说着，两口子就都笑了。
这是那个年月徽州乡村常见的情景，往往是天还没有亮透，徽州男人就背上包裹上路了。徽州女人有的送出村口，叮咛两声；有的不送，仍旧在灶前忙着。那年月，男人外出经商，不算什么。他们身后的包袱里，背着女人给准备的石头餜、炒面和咸鸭蛋。石头餜是一种咸菜馅的面饼，用火烤制而成，因为硬如顽石，得了个“石头餜”的名字，带在路上，十天半月不会变质。而三天到余杭，走的就是翚杭古道。一个咸鸭蛋吃三天，还没露出黄来，说明只吃了一小半，徽州人生性节俭。在这里，翚指的是大翚岭，作为陆路，它全长约130公里，是从绩溪翻越大翚岭到达杭州最近的陆上路程。
古道以条石铺成，宽不过一庹，左面是山岩，右面是深谷，谷底乱石嶙峋，春草繁茂。进入现代以后，这条古道，已经基本上废弃了。
翚杭古道确切的开凿年代，今天已经很难查考，但总在宋室南迁，政治重心南移之后。南宋特别是明代中叶之后，杭州一跃而为全国最繁华浮艳的都市，徽杭两地的经济联系日益紧密，这条古道，便随之成为徽商进入杭州最主要的陆路通道。在封建时代，每个商帮，都有自己主要的商道水路，代代沿袭，口口相传，成为一种商业资源。
而今天，循着翚杭古道，我们能够进入历史上那些纵横交错、密如网络的徽商之路吗？徽州的古驿道很多，都是青石铺就。像由徽州府城至安庆府城的“徽安古道”；由徽州府城至安庆府城的“徽池古道”；由徽州府城至浙江昌化的“徽昌古道”；由徽州府城至江西浮梁的“徽浮古道”；由徽州府城至泾县的“徽泾古道”；由徽州府城至宁国的“徽宁古道”；由徽州府城至青阳的“徽青古道”李圣根，由徽州府城至婺源的“徽婺古道”；由休宁县城至浙江遂安县龙山街的“休龙古道”；等等，都曾是徽州历史上十分著名的古驿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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蟹壳黄是徽州风味小吃中的名品，又名“火炉饼”，是一种用干菜和猪肉丁作馅的小烧饼，经炉火烤熟后，形如螃蟹背壳，色如蟹黄，故得此名。刚出炉的“蟹壳黄”，不待入口，便觉奇香浓烈薄幸苏鎏，咬一块，既酥又脆马国相，层层剥落，满口留香，其味隽永。制作蟹壳黄，要用熬炼七八成熟的菜子油炒油酥面，同三分之二的水面合擀成多层次的面卷，再包上馅，置烤炉烤熟。蟹壳黄存放一周不坏，尤其适合于旅游食用。
3、走到深渡丢了家务
明清之际，徽商下抵钱塘，上溯大运河，行贾于巴、鄂、淮、扬、幽、燕之地，深渡作为徽州出境的最后一个水陆码头，曾经拥有岭上、里街、外街、横街四条主街道，茶、盐、典、布等数百家店铺，非常繁华和富庶。从上游屯溪、渔梁装满了土漆、茶叶而来的商船，在灯火朦胧的深渡泊了岸，那些身着长衫的商人，就会沿着长长的水埠石阶，走进人声喧闹的客栈或酒肆。夜深渡的繁嚣，此时才刚刚开始，稍后，街市上的人会越聚越多，深渡也会越来越灯火辉煌。
明朝人王世贞说：“徽俗十三在邑，十七在天下”，所以在那个属于徽商的时代，往来于深渡的客商，络绎不绝。顺新安江而下至富春江而抵杭州，水路600里，单在新安江一段，就有360个险滩。一首以《深渡》为题的民谣这样说：
走到深渡，丢了家务
到了杭州，万事一丢
是一种豁达，也是一种无奈。古代，徽州的交通运输主要依赖于新安江，因此无论前头有多大的风浪险阻，也无论360滩吞没过多少生命，装满货物的船只都必须驶离码头。今天，奔走在从歙县到深渡的曲折山路上，我们已经无法体验到几百年前徽州人的心境了，这条路在历史上曾是徽人外出经商的一条主要通道，在《天下路程图引》中被列为“徽州府由严州至杭州府水路程”，当年，不知有多少布衫草履、身背雨伞、徒步而行的徽州人，从这条路走向深渡码头。或是雨雪霏霏，或是烈日炎炎，外出经商的徽州人踽踽独行，路两边是参差隆起的坟冢，头顶上有偶尔飞过的乌鸦，徽州人的心里，分外落寞和凄凉。
在封建时代，每个商帮，都有自己主要的商道水路，代代沿袭，口口相传，成为一种商业资源。比如晋商进入内蒙古贸易，就有漠南、漠北、漠西三个方向，其中漠南一线的主要路线，也是晋商最常走的一条路线，是经“杀虎口”而至鄂尔多斯。深渡是徽商的水上“杀虎口”。已经很难想象那个时代行旅的艰难了，正如《天下水陆途程》序言中所说，滔滔天下，令人迷津，茫茫山河，令人裹足。《天下水陆途程》是明朝休宁大商人黄汴根据自己的商旅经验，亲自编撰的一部路程图书。黄汴很小的时候，就随父兄外出经商，足迹遍及大江南北、黄河两岸，晚年侨居苏州，专门做南北二京及十三省远程贸易，再就是从事《途程》的写作。写着写着，瓜州古渡的斜阳，临清码头上的酒幌，口外的风物，坝上的牛羊，他年轻时所走过的道路，所经历过的一切，又都回来了。这部书稿，历时27年才完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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深渡古镇距歙县县城约26公里，为旅游者由黄山前往千岛湖弃车乘舟的中转站。深渡古镇的老街幽深，古巷纵横，自古就是徽州商贾出入沪杭的必经之所和泊舟之处。明清时代，大批徽州人十二、三岁就沿着深渡古镇旁的这条水道外出谋生。徽人外出学生意后，需苦熬苦挣，自立成人，如有吃不得苦，中途打马回朝者，则被乡人羞为“回香（乡）豆腐干”，从此一世无颜见人。现代旅游者在深渡古镇徜徉，仿佛还可听到历史的回声。
4、北达燕京 南极广粤
明清之际，徽州“商贾四出”，滇、黔、闽、粤，豫、晋、燕、秦，其货无所不居，其地无所不至，“南游楚、东入吴、北涉淮泗”。曾有徽学专家，将徽商的经商线路，概括为“两点三线，六大区域”。
在这里，“两点”是指北京和广州，所谓的“北达燕京，南极广粤”。这两座城市，是明清徽商重点占领的市场，而在北到北京，南到广州这一广大的区域中，徽商建立起了自己绵密的商业网络。六大区域则是指新安江流域、京杭大运河两岸、长江中下游地区、鄱阳湖周边地区、大庾岭以南珠江三角洲地区，最后是东南沿海地区。
“三线”是哪三条线呢？我至今没搞清楚，不过就上面提到的这些区域而言，徽商的势力范围和所抵达地区，也已经够广阔的了。
有一句话常常被我们所引用：“商人重利轻别离”。这句话出自白居易的《琵琶行》。白居易在这首著名的诗中说：“商人重利轻别离，前月浮梁买茶去”。唐代的浮梁就是今天的景德镇，与徽州紧邻。由于当时的交通不便，徽州的茶叶多是运到江西的浮梁县进行交易，可见从唐代起，浮梁就是国内重要的茶叶集散地了。进入浮梁的茶叶，经阊水入鄱阳湖，然后从湖口进入长江，再转销全国各地。
浮梁成就了一段千古绝唱，一直到今天魏玛公馆，唐朝的琵琶，依然在现代的都市中，吟诵着商场的生死别离。
因为一代又一代走出大山，四方求食，徽州人心里，积淀起一种经商的冲动，到后来，外出经商，已经不仅仅是迫于生计，而成了徽州男人的一种自觉人格，一种人生追求。所以一般人只知道“前世不修，生在徽州，十三四岁，往外一丢”，不知道这则谚语的后两句是：“包袱雨伞，夹起就走”。夹起包袱雨伞，踏上经商的路途，你可以说是一种别无选择，也可以说是一种义无返顾。沿横贯东西的长江，徽商奔走于川楚吴越之间；沿纵贯南北的大运河，徽商往来于晋冀鲁豫各地；由鄱阳湖入赣江，再由赣江溯流而上，翻越大庾岭，徽商建立了当时内地通往岭南的主要商运路线；顺新安江东下至杭州湾，徽商足迹遍及东部沿海，而顺着这条水上路线，他们后来甚至走向了海洋。
在徽商程春宇的《天下路程图引》和黄汴的《天下水陆途程》中，共记载了243条水陆途程，基本覆盖了徽商的经商线路和势力范围。中国十大商帮中，没有哪一个商帮，像徽商的活动范围这样广泛，走得这样远，包括晋商。
5、东南无徽不成镇
尽管徽商的足迹北达燕京，南极广粤，但其影响远没有在长江中下游一带来得深刻，因为在这一地区，徽商影响的是东南城镇的形成与变迁。所以还是让我们回到徽商发迹的淮扬一带，所谓的“无徽不成镇”，说的就是这一带。胡适晚年，曾在书房里口述他一生的历史，斑驳的光影里，一些久远的往事时隐时现。说到徽州人，他这样说：“一个地方如果没有徽州人，那这个地方就只是个村落。徽州人住进来了，他们就开始成立店铺；然后逐渐扩张，就把这个小村落变成小市镇了刘先林。
这段话后来写进他的《口述自传》，作为对一个商帮的诠释，没有比胡适先生的这段话再具体生动的了。根据史料记载，苏北安东县南六十里的支家河，原为淮北盐运司所在地，明代中叶以后，由于黄河全流夺淮入海，苏北水患日趋严重，盐运司于弘治、正德年间，改驻淮安的河下。安东即今天的涟水县。与它一同迁往河下一带的，还有淮北批验盐引所和淮北巡检等盐务机构，这自然带来大批盐商向淮安的迁移，由此造成了河下异乎寻常的繁荣。
苏北小镇新安，大约就是从那时起，从乡村变成了市镇。而从这个遗留下来的地名我们知道，改变这一切的，是徽州人。如果我们对东南城镇的变迁，做一种整体的区域性关照拉马努金，我们还会发现，明代中叶以后，随着两淮盐政制度的重大变化和它所带来的商业职能的扩充，扬州迅速地完成了它的城市化过程。除此以外，扬州周边的淮安关厢以及淮盐的转运枢纽仪征、汉口等地，也在这期间日趋繁盛。这还不仅仅是指淮、扬、仪、汉这样的中心城市，而是指在滨海荒陬和僻野乡村间，也由于商业的繁荣，快速地生长着一种城镇的元素窗外有张脸。
就是在这样的背景下，徽商在中国地图上，为我们创造了小镇新安。从这个地名，我们验证了几百年前，关于“钻天洞庭遍地徽”、“无徽不成镇”的民谚。通州至泰州一带的二十个盐场，其场署所在，后来都形成了街市七月的天山。如粮垛场街市、安丰场街市、富安场街市、角斜场街市、丁溪场街市、草堰场街市，等等。这一类场镇的设置，最先是为了管理盐场，由盐务官驻守，慢慢就发展成了交易中心。
不难想象，在这些街市之上，活跃着大批徽商的身影。
当年那些由盐场转化而来的市镇，今天大多已经消失在历史的烟云中，为我们空留下一些地名。随着盐业经济的衰退，往日这些曾经盛极一时的市镇，都衰落了，它们重又退回到了乡村。
6、扬州繁华以盐盛
明清之际一个自号惺庵居士的文人，写过这么一首《望江南》：“扬州好，侨寓半官场。购买园亭宾亦主，经营盐典仕而商，富贵不还乡。”
诗中所说“富贵不还乡”的，主要是徽商。虽说这时，地处长江、运河交汇之地的扬州，也还有晋商的存在，但显然已经无法与徽商相抗衡了，此时的扬州，早已是徽商的天下。发了大财的徽州商人们，一方面在当地大肆建造豪华园林，一方面拿出大把的银子买官，日日置酒高会，既驰骋于商场，又混迹于官场，这就是惺庵居士所谓的“经营盐典仕而商”。在当时，这样侨寓扬州的徽州商人很多，就是他们，造就了有清一代扬州的辉煌。
我们今天看见的扬州园林，多属私园性质，比如汪立德的小香雪，汪秉德的尺五楼，汪廷璋的春台祝寿，徐士业的水竹居，黄为荃的桃花坞，黄履暹的趣园，洪征治的倚虹园等等，都是客居扬州的盐商所造。仅从姓氏上就可以知道，这些人均是徽商。有的大盐商如江春，一人拥有多处亭园，
崔心心像净香园、康山、水南花墅、秋声馆，就都是江春的私家园林。汪姓盐商的私家亭园平山堂，更是扬州官场士绅、文人雅士聚会的地方。汪氏世居徽州稠墅潜口，出过汪懋麟、汪应庚这样煊赫一时的两淮盐务总商。所谓“两淮八总商，邑人恒占其四”，是说在不同时期内，歙县各姓代有其兴，像江村之江、丰溪澄塘之吴、潭渡之黄、岑山之程、稠墅潜口之汪、傅溪之徐、郑村之郑、唐模之许、雄村之曹、上丰之宋、棠樾之鲍、兰田之叶，等等，都先后坐过两淮盐务总商这个位置。
平山堂所在的扬州西北一带多风景名胜，也是康、乾两帝多次登临的地方。康乾时代，一出北门，楼台相接，尺五楼、水竹居、小香雪、桃花坞等等，沿保障河两岸蜿蜒分布流转，绝大多数为徽州盐商的私家亭园，而造这些园子，又多是为了接驾。康熙六下江南，而乾隆效法乃祖，也是六度南下。围绕接驾，扬州形成了一个以行宫为中心的园景群落，卜居于扬州的黄、江、程、洪、张、汪、周、王、闵、吴、徐、鲍、诸盐商，当然主要是徽商，以重金聘请名士为他们设计图稿，对城外风景区进行了整体规划。天宁门外，平山堂下，画船箫鼓，殆无虚日；曲水高台，十步一花。扬州城即是从那时起，拥有了自己独特的旅游资源闫紫境，形成了自己别具一格的城市格局，并一直延续至今。
7、海上贸易 亚欧通商
胡适说：“徽州人正如英伦三岛上的苏格兰人一样，四出经商，足迹遍及全国。”当经营范围越来越广，势力越来越大之后，徽商开始涉足传统盐、典、茶、木之外的生意。他们的足迹不仅遍及全国，甚至远及海外。当年苏州的汪溢美号，每年有两万匹绸缎运往英国皇宫，三十万匹绸缎出口，这与当时英国上流社会对中国丝绸的偏爱有关。1708年英国的《每周评论》上说，连英国女王也爱穿“汪溢美”的中国丝绸。丝织业在欧洲起步很晚，由中国传入的丝织技术，最先在意大利落根，在15世纪后的一百多年里，带动意大利的最后一次繁荣，接着又在欧洲遍地开花。当时法国巴黎、里昂的丝绸商人，为了迎合本国人的嗜好，将他们自己织造的丝绸，贴上中国的商标，并仿制中国龙的图案，但终因远逊于中国丝绸，而打不开销路。现在我们从欧洲个美国的博物馆，还可以看到清代织造的出口丝织品有耳非文，其纹饰图案具有浓重的欧洲风格，展示了中国工匠对西方艺术情趣的捕捉能力和卓越的创造力。
中国茶叶开始出口欧洲华丽的休假，约在明末清初，它首先在荷兰登陆，其后风靡瑞典、西班牙、普鲁士、法国、丹麦、葡萄牙等国。英国稍迟于荷兰进口中国茶叶，到了17世纪末期，英国各阶层已经饮茶成风。大量介绍茶叶知识的文章和广告见之于报端，为中国茶叶在英国的流行起到了推波助澜的作用。
西方市场的巨大需求，使得茶叶贸易成为国际通商中的最大单项贸易，以至整个亚欧通商的18世纪，被人们称之为“茶叶世纪”。当时中国每年销往欧洲国家的茶叶，大约在24万担左右，其中英国进口的茶叶最多，约占总量的1/3。而茶叶带给英国国库的税收，平均为每年330万英磅，也就是说，从中国去的茶叶，提供了英国国库总收入的1/10。
不仅如此，徽商还敢于率先犯禁，从事海上走私贸易，加入由伊比利亚半岛人发起的世界性向海洋挑战的行列。嘉靖年间，在杭州湾外舟山群岛双屿、大茅港出现的带有国际性的海贸市场，是由许栋兄弟、汪直和福建的邓獠等人，纠集葡萄牙、马六甲、日本等国家和地区的海商共同创建的，而许栋兄弟和汪直，都是徽州人。在近代贸易发展初期，商业是和海盗、走私、掠夺以及贩卖奴隶联系在一起的。
汪直还仿效西方海商，制造大舰，武装起来，称雄于东亚海域，他后来甚至在日本五岛建立了商业殖民地，进行海上贸易扩张。
8、一世夫妻三年半
山潆水聚的徽州，生存压力巨大，是个高移民输出的地区，根据徽州俗例，男子最迟到了十六岁，就要出门做生意；因为要出去学生意，徽州人往往早婚，十二三岁完婚的比比皆是，此后外出学徒、经商，有的几年、十几年、甚至几十年才能还乡。因此当地流传有“歙南太荒唐，十三爹来十四娘”的俗谚。《新安竹枝词》：“健妇持家身作客，黑头直到白头回；儿孙长大不相识，反问老翁何处来？”这就是清代学者魏禧在《江氏四世节妇传》中所说的“出至十年、二十年、三十年不归，归则孙娶妇或子不识其父焉。”
今天，在徽州民居的老式隔扇上，我们还能看到很多以徽商为题材的木雕，画面中的徽州男人身背包袱，夹着雨伞，行走在山间的小路上，身后，是他依门而立的新娘。徽州有“一世夫妻三年半，十年夫妻九年空”的说法，据胡适的解释，徽州“一对夫妻的婚后生活至多不过三十六年或四十二年，但是他们在一起同居的时间，实际上不过三十六个月或四十二个月——也就是三年或三年半了。”
很难想象，徽州女人的一生如何度过，也因此，徽州的节妇烈女最多。在徽州，节妇烈女可分为贞、节、烈三类：女子品行端正，未嫁而能自守的，谓之贞；已嫁从一而终，夫死而不再醮的，谓之节；遇强暴凌辱而以死相拒，或者夫死而自殉的，谓之烈。黟县的叶氏贞女许配给卢家时，才十一二岁，但未等出嫁，丈夫就去世了。叶氏女得到噩耗，哭得死去活来。她立志守节，也就是人们通常所说的“望门寡”。为了表彰她，人们为她立了一座贞节牌坊。今天，这座叶氏牌坊已不复存在，我们仅能从《黟县志》中，看到关于它的记载。
很难知道她当时做出这样的选择，是出于自愿还是被迫？夫死守节的徽州妇女，往往足不出户，自我封闭，艰难度日，“深闺独守夜如年，四壁青灯自明灭”，过着一种心如死灰的生活。但一则广为流传的故事，却透露出了节烈妇女内心深处的痛苦。这则故事记载在《新安女史征》中，说是有一位徽州女人，结婚三月丈夫就走了。这妇女以刺绣维持生计，日子过得很艰难。但每到一年的年终，她仍然以辛苦积攒下来的点钱，换回一颗珠子，用来记载丈夫离家的岁月。她私下里将这颗珠子，称为“记岁珠”。一年又一年，珠子一粒粒增多，等到她的丈夫回来，妇人已经死去三年了。
因为风俗的侵染，徽州妇女只能走上节烈的窄路，而内心的苦痛，只有她们自己知道。
9、儒贾不分 亦儒亦商
雍正曾经在不同的场合，多次说过“山西人一等人经商、二等人务农、三等人当兵、四等人读书”这样的话。晋中乡谚所谓“生子有才可经商，不羡七品宝堂皇”。而徽州呢，徽州恰恰相反，是一等人读书，二等人经商。而作为商人，徽商有自己独特的经营之道和商业理念，形成了“贾而好儒”的特色。徽商在经营活动中，始终遵循一条原则，那就是讲求信义，诚信服人，这也反映了他们商业上的远见。不惑于眼前小利，建立良好的商业信誉，才能做大做强。所以他们大都不取暴利，而是薄利经营，让利于民。明代南京城内，有当铺大约500余家，主要是由徽州人和福建人所经营。而这两个商帮的经营之道截然不同，福建人高利经营，徽州人微利经营，竞争的结果，是徽商击败了闽商。明朝徽州人汪道昆说到徽商，说他们是“贾为厚利，儒为名高”桃巫奇，这里的“名高”，是一种声誉、一种名望、一种信誉度，由此可以获得一种地位和人脉。义和利，永远是摆在商人面前的一对矛盾，商场中见利忘义的现象屡见不鲜，而徽商的信条是：职虽为利，非义不取。有的徽商在义利难以两全的情况下，甚至舍利取义。明正德年间，休宁商人汪平山在安庆、潜阳和桐城之间经营粮食生意，某年江南大荒，粮价暴涨，当其时，汪平山非但不借机哄抬市价，反把平日囤积的大批稻谷低价出售，帮助众人度过粮荒。市场竞争，说到底是商业信誉、商业道德的竞争，由于徽商坚持了商业道德，提高了商业信誉，也就在竞争中立于不败之地，最终使自己成为明清之际中国经济中最举足轻重的大商帮。
徽州社会，往往是亦贾亦儒，贾儒不分，虽士大夫之家，也以商贾游于天下；虽深山僻野，亦不乏诗书礼仪之家。这也使徽州的世风日益儒雅。徽商为了强化自己的儒商特色，还不惜采取多种手段，如广交文人学士、建书楼、兴文会、办诗社、蓄戏班、好书画，其中尤以教育为重。在中国古代历史上，还没有哪一个商帮，像徽商那样对教育、文化和社会公益事业投注那么大的热情，那么大的财力，并且蔚为风气，代代传承。
“欲把名声充宇内，先将膏泽布人间”，徽商的义举、善举，为他们赢得了儒商的美名。徽商利润尤其是盐商巨额利润所形成的丰厚的物质基础，在长达几百年的时间里，为徽州文化、教育、科学、艺术、出版等等的繁荣和发展，提供了强有力的物质保证。只有进入徽州，我们才能深切体会到徽商对于整个徽州的意义。
10、绩溪厨徽菜馆
由于明清之季，徽州商人鲜衣驽马，往来平康间，徽菜随之风行全国。所以在清代，徽菜馆遍布全国，仅上海、南京、苏州、扬州、武汉、芜湖等地，历史上就出现过200多家徽菜馆。徽地岭谷环绕，林竹遍布，溪水清澈，适宜于各种珍稀植物的生长，其中可食用的蔬菜、果品、菌菇、野菜、药材有800多种，为徽菜烹饪提供了取之不尽用之不竭的原料。徽菜的特点是重油、重火、重色。在清人笔记中，说到官场应酬，经常有“一品锅”的字样出现，那是因为徽商流风所至，将徽菜带到了京都。
明朝万历年间，在扬州的盐商资本不下三千万两，从盐业经营中每年可获子息九百万，其中绝大部分，用于盐商的奢侈性享乐。及至清代，康、乾二帝多次南巡，造成盐商奢侈之习日深。由于盐商居于闭关时期三大商盐、典、木之首，其举手投足都有很强的示范性，其他行业的有钱人竟相效仿，纷纷拥赵女、衣轻裘，加上新安商人足迹遍于天下101次抢婚，流风所至，整个社会风气大变。扬州八怪的出现和活跃，就很能说明这一点。八怪为什么出现在康乾之际？为什么出现在扬州而不是别的什么地方？它和扬州城市商业经济的繁荣是什么关系？关系有多深？都值得深入探讨。
考察中国近世社会的转型，商人是、世界发生变化的起点病王绝宠毒妃。所以徽商对东南社会的影响，还不仅仅在于市镇的形成。通过模仿、消融苏州文化的特质，掺以徽州的乡土色彩，扬州最终孕育出独具特色的城市文化。今天，进入这座城市，我们仍然能够感受到几百年前徽州商人留在一些古老建筑中的气息，和繁华悠闲的世风。
清代十大菜系中的两大菜系，徽菜和淮扬菜，都属于徽州文化的范畴。由于徽属六邑，各有所重，所以徽厨大部分出自绩溪。绩溪人自唐代起，即设酒肆于长安，宋代设菜馆于徽州府，昌邑市人才交流中心明清时期发展到大江南北，民国时期徽菜馆更是遍及海内，据不完全统计，清朝末年至民国初年，绩溪人在全国14个省、市的百余个县、镇，开有徽菜馆500余家，从业者近万人。直到上个世纪的二三十年代，上海饮食业中徽菜馆的数量，仍然仅次于扬州菜馆。其中上海的大富贵、大中华，武汉、兰州的大中华，太原的鸿运楼，屯溪的富春园，芜湖的同庆楼，杭、嘉、湖的聚乐园、大中国、益乐园等等徽菜馆，皆历经久而不衰，至今仍是当地有名的徽馆老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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徽菜是中国八大菜系之一，就地取材，以鲜制胜，山珍野味，构成了徽菜主佐料的独到之处。菌菇类有花茹、蘑菇、平菇、香菇、白木耳、黑木耳、石耳与高山石耳等；野菜类有蕨菜、黄花菜、金针菜、水芹菜等；豆腐有水豆腐、毛豆腐、臭豆腐、观音豆腐、腊八豆腐以及橡子豆腐等。徽菜善用火候，火功独到，根据不同原料的质地特点、成品菜的风味要求，分别采用大火、中火、小火烹调。徽菜继承了祖国医食同源的传统，讲究食补，是徽菜的一大特色。
11、弥天花雨唱徽州
为了取媚南巡的康乾二帝，当时淮扬一带的大盐商，人人蓄养家班，致使“苏班名戏淮扬聚”，苏、扬一带成为当时全国戏曲的中心。汤显祖的《牡丹亭》卜一问世，徽商吴越石的家班就把它搬上了舞台。为什么京剧是在徽剧的基础上而不是在其他什么剧种的基础上形成？是因为一个伟大剧种的形成，需要丰厚的物质基础，没有徽商巨大的财力物力支撑，就不可能产生京剧这样博大精深的戏剧艺术。
大约从明万历朝开始，徽州出现了大量专供演出的戏台，今天，在祁门县新安乡和闪里镇一带，我们仍能看到很多保存完好的古戏台。各村的戏台虽然规模不一，风格各异，但都以“布局之工、结构之巧、装饰之美、营造之精”令世人惊叹格雷格门罗。位于祁门县新安乡珠林村的余庆堂古戏台，建于清朝同治年间，距今已经130多年的历史了。珠林村四面环山，林木深秀，一条名叫龙溪的小河蜿蜒绕村而过，“余庆堂”就坐落在村子的中间。“余庆”是赵氏宗祠的祠名，取“积善人家，必有余庆”之意。和徽州大多数祠堂一样，这是一座前后三进的建筑，所不同的是，祠堂的大门就是戏台的后台，人们进出祠堂，须从低矮的台板下穿过去。古戏台一般都建在祠堂的前进，与享堂遥遥相望，这样的设计，一是出于维系宗族血缘关系的需要，二是体现宗族的威严。徽州人讲究忠孝节义，尊祖敬上，演戏时打开享堂的隔门苏州圆才网，既可与祖宗同乐，又可强化宗族男丁的宗法观念。
在徽州现存的古戏台中，余庆堂是最富丽堂皇的一座，在戏台的台檐部分，布满了装饰性极强的人物、花鸟和戏文图案。它的天花为藻井式，具有很好的传声效果。
徽州戏台上演出的，主要是徽戏，而徽戏是一个大概念。它与其他戏种的主要不同，在于它别具一格的声腔，俗称“徽州腔”，使用徽州本地的土音演唱，以鼓击节，锣鼓伴奏，音调高亢激越。和同时期雄踞于中国商业舞台的晋商相比，徽商对历史的独特贡献，在于它以巨大的商业利润，滋润出灿烂的徽州文化。乾隆五十五年，高宗八十大寿，安徽众多徽班进京祝寿，天下轰动，九城沸腾。到了嘉庆末年，安徽先后进京的六大徽班合并而为三庆、四喜、春台、和春四大徽班，京都剧坛出现了徽班雄霸、鼎盛一时的局面。这之后才有程长庚的取精用宏，博采众长，在徽汉合流的基础上，吸纳京腔、秦腔、昆剧等等精华，最终形成了伟大的京剧艺术。
地理知识百科徽剧原名“徽调”、“二黄调”，1949年后定名徽剧。明末清初，徽州腔和青阳腔与乱弹、吹腔交流融合形成该剧种，在形成过程中曾受到昆剧的一定影响。其主要腔调为吹腔、高拨子和二黄，也唱西皮、高腔、昆腔。清初，盛行于安徽及江浙一带，清乾隆年间，“三庆”、“四喜”、“春台”、“和春”四大徽班先后进入北京演出，风靡全国。清道光、咸丰年间邪宝，徽剧在北京同湖北汉剧等剧种结合，逐渐演变成京剧。目前，黄山市京徽剧团里仍保留部分徽剧剧目。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