五年的交大岁月-西安交大北京校友会
五年的交大岁月
樊哲民
我是西安交通大学1965级数理系应数51班学生，1970年毕业。虽然五十多年过去了，但无论身处何地，担负何种工作，当时大学五年的生活仍然历历在目，终身难忘。
一. 艰辛的少年时代
我老家在陕西省蓝田县南寨村，位于“八水绕长安”之一的灞水上游东岸。从村子向东一公里便是蓝田县城，向西渡过灞水便是大名鼎鼎的白鹿原。南边是灞水与其支流辋峪河的交汇点，沿着辋峪河向南上溯就到了唐代诗人王维居住过的辋川。北边是另一个村子北寨村。南寨和北寨之间原有一个西寨村，住的是回民。清朝同治年间，西寨村的回民参加了陕甘两省的回民大起义，失败后逃到了吉尔吉斯斯坦，成为那里的“东干人”，但仍保留着蓝田人的语言和生活习惯。原来的西寨村被清军烧成一片瓦砾。那一片瓦砾我小时候见过，五十年代末被平整掉了，变成了耕地。现在南寨和北寨两村已连成一片，组成了一个行政村，被重新命名为西寨村。
我家祖祖辈辈都是农民，我于1945年出生在一个贫寒的家庭。全家四口人，父母和我姐弟二人。父亲身有慢性病，母亲是家中主要劳动力，生活相当困难。我不到两岁便有记忆，记得小时候兵荒马乱的情景。有军队经过的时候，常常砸门抢东西，闹得鸡犬不宁。一听说要过队伍，村里人就把女孩子藏起来，直到平安无事了才放出来。最严重的一次，人们听说这次要过的队伍特别坏，就纷纷把十几岁的女孩子提前送到还未过门的婆家，把头发挽成髻就算嫁过去了。
1949年5月，蓝田县解放。我看到了许多新鲜的事物：秧歌队，打狗队，卫生运动，扫盲运动，速成识字班，土地改革。我姐十几岁，没有上过学，便上了速成识字班。我经常跟着去识字班，在外面听他们念ㄅㄆㄇㄈ，觉得很有意思，也跟着念，无意中学会了注音字母。1953年，我开始上小学。在我小学五年级的时候，母亲因病去世，姐姐已经出嫁，家里只剩下有病的父亲和我二人。
初中阶段我们碰上了大饥荒，生活极端困难，幸亏姐姐经常接济一部分。村子里和我同龄的八、九个同学，都因饥荒而弃学回家。只有我一个人还在坚持上学，学校还为此对我进行了通告表扬。
由于长期营养不良，1962年我初中毕业时患了颈淋巴结核。这个病很痛，我的止痛药就是做数学题，一进入数学的世界，就忘了周围的一切，也忘记了疼痛。当时因缺医少药和生活困难，我只能用一些偏方治疗，但收效甚微。拖到1964年初，我正上高中二年级，某个偏方的药物出了问题，引起肠胃大出血。当时县医院束手无策，便打电话向陕西省人民医院求救。于是，一辆救护车把我从蓝田县接到西安市南郊的省医院。那时正赶上全国学雷锋运动，医院的医护人员对我的诊断、治疗非常认真，从各方面热心帮助。病友们也互相帮助，我后来身体恢复时也帮助照顾其他病友，医院还因我帮助别人给学校去信表扬。
经过两个多月的治疗，我的身体基本痊愈。但当我返回学校时，却被学校告知，我因缺课太多，必须休学。尽管我一再说明可以赶上课程，但学校以规定为由，不同意我复学。这样我就返回了农村。
回农村后，我的身体恢复得不错。在参加生产劳动的同时，我还担任了生产大队的出纳保管、农村夜校教师和棉花技术员，并在兴修水利中组织了青年生产突击队。我还和一些青年人结成了自乐班，唱起秦腔和郿鄠戏，我在其中担任乐队的板胡伴奏。碰到农村人过婚丧大事，我们就去捧场。
1965年春夏之交，高考通知下达了，我以社会青年的名义报了名。经过两个多月的准备，我参加了高考漫画奇侠，被西安交大数理系所录取。这样，我结束了一年多的农民生活，走进了大学校园。这是我人生中关键的一步，也是幸运的一步，赶上了文革前高考的最后一班车。否则，我如果休学以后跟着下一级，就成了高六六届，就会因文革而被挡在大学门外。另一方面，我如果1965年没有考上李锦鉴，那么，就会遇上1966年蓝田县开展的四清运动。在这个运动中，差不多所有的农村干部都被打倒，我那个大队支部书记被整死。我当时也是大队干部，管钱管物，很难逃过那一劫。
二. 大学生活的第一年
我家离西安四十八公里，那时乘长途汽车需要1元5角钱的车费。为了省下车费，我背着行李，步行跨过白鹿原，进入西安市区，到交大报到，被安排住在学生第23宿舍。我们是按系录取的，这时经过填报专业志愿，我被分配在应数51班，学习应用数学专业。
开学第一个月是军训。应数51班30人，编为一个排杭州江南实验中学，分成三个班，每班10人，分别是七班、八班和九班。我在第八班，并且担任班长。我们除了常规的军事训练以外，还进行战场救护的专业训练，学习战时使用三角巾对伤员进行包扎、转运的技能。军训最后阶段进行了夜行军、战场救护演习和实弹射击。
军训之后，我们开始了课程学习，我担任学习委员。应数专业一年级学习的课程有数学分析、高等代数、普通物理、英语和体育。英语分为甲乙丙三种班，原在中学里学过6年英语的上英语甲班，学过3年英语的上英语乙班，学俄语的上英语丙班。我原来学的是俄语，所以在丙班学习。当时无论是主讲老师还是辅导老师，都非常热情，经常到我们的自修室进行答疑，还反复询问我们对教学的意见。第一学期末，两门主课数学分析和高等代数进行了考试，其余都是考察课。考试结果我的两门课都得了满分，这大大提高了我对大学学习的自信心。这也是我们在大学阶段唯一的一次期末考试。
这学期开始的时候，学校的文工团招收新成员。我报名参加民族乐队，却被戏曲队招收了，在其中的乐队拉二胡。经过一段时期的排练，我们在节日参加了学校的汇演，演出了戏曲节目。
第二学期我们的课程没有变，但政治空气越来越浓，社会上批判海瑞罢官、三家村的风潮一浪接一浪，大有山雨欲来风满楼之势。我这个人对政治本来不太敏感，一接触到课程学习，就忘记了别的事情。这时却也被基础部学生会抽去参加写作班子，准备给报社写批判文章。我们的写作还在酝酿之时，一场排山倒海的的文化大革命风暴便席卷了一切，彻底打乱了校园原来的秩序。
三. 文革初期
1966年6月1日，广播里传来《人民日报》的评论员文章《欢呼北大的一张大字报》，播送了聂元梓等七人揭露北大校党委压制群众革命行动的消息，立刻在交大校园引起了反响。6月2日，交大校园里贴出了数不清的大字报，质问校党委为什么把文化革命搞得冷冷清清，强烈要求停课闹革命。于是，校党委宣布了停课的决定。
这时候，陕西省委派来了以省委书记处书记严克伦为首的工作团，取代校党委领导文化大革命。工作团随后宣布了一系列规定，要全校师生在工作团的领导下，按照这些规定开展文化革命。这些规定和师生们的革命激情发生了冲突，许多同学认为，工作团是来压制文化大革命的。于是在6月6日，不少同学行动起来，有的去给中央发电报，有的去西北局反映情况，有的去报社反映情况。在交大行政楼的402会议厅，以李世英为首的许多同学和严克伦展开辩论。这就是有名的交大“六六事件”。我们班的同学比较慎重，除了在6月2日写过一些大字报以外，没有人参加六六事件中的活动。
省委和西北局认为发生在交大的事件是右派翻天，让当时正在召开的西北财经会议提前结束，与会干部被派到交大工作团，每个班都安排了工作团成员。“六六事件”很快被宣布为反革命事件，李世英、王永婷等带头的同学受到批斗。在当时巨大的政治压力下，王永婷跳楼而死贝利库，李世英写了三封遗书后服安眠药自杀，幸好被救活了。6月18日工作团召开了全校大会，宣告校长彭康为反党、反社会主义、反毛泽东思想的三反分子和叛徒，号召师生员工进行揭发批判。在工作团主持下，西安交大文革委员会成立了。
全校在工作团的领导下开展了“查上当，放包袱”运动，先是自我检查，然后互相揭发，人人过关。我们班由于没有人参与“六六事件”，所以这件事没有多费时间。但工作团要大家联系实际深挖以彭康为首的黑帮黑线。我们才入校一年，对校、系领导都不熟悉，无从揭发，矛头最后集中到和政治辅导员联系最多的团支部委员身上，对他们上纲上线，造成了群众斗群众的局面，伤害了同学之间的感情。
这样的运动持续了几十天。8月初，在西北体育场召开了西安地区大专院校师生大会，会上播放了7月29日北京大专院校师生大会上中共中央领导人邓小平、周恩来、刘少奇关于文化大革命的讲话。陕西省委宣告严克伦犯了右倾机会主义错误，撤去其交大工作团团长职务，并解散工作团。
8月9日，中共中央八届十一中全会关于文化大革命的决定十六条公布了，前一段的文化革命被认为是执行了资产阶级反动路线，要予以批判，让群众自己解放自己。交大原来的文革委员会不能适应新的形势，被大家轰下了台。同学们选出了新的校文革委员会（简称文革总会，各个系成立分会），李世英、武登才、沈荣水等同学当选，李世英为第一把手。新的文革委员会成员多数是原来的学生干部，政策性很强，号召大家团结起来，不要纠缠以前群众斗群众的旧账。这样，校内基本上实现了团结统一，并根据十六条精神确定“六六事件”为革命事件。
全校一万多师生员工，只有二百人左右是反对派，他们成立了临委会。这个临委会时间不长就自动解散了，没有发生什么冲突，大多数师生员工甚至不知道有这么一个反对派存在。所以，文革中交大就是一派，这是交大与其它大专院校最大的不同。
四. 走向社会
8、9月份，是交大师生走出校门，走向社会，和社会上的文革运动相结合的时期。同学们纷纷成立了各种名目的战斗队、兵团，以这些组织的名义写大字报、发传单。文革总会成立了“向工农”办公室，负责与工厂、农村各个群众组织联络。
很多同学贴出了北京同学来信，里面有中央领导特别是江青的各种指示。给人印象最深的就是江青的讲话：“革命的，跟我们走！不革命的，走开！”不久北京大专院校来了很多同学到西安串联，并在大会上讲话。我第一次听到他们讲：“革命无罪，造反有理。”觉得很刺耳，但后来听得多了，也就习惯了。听到他们的口号“老子英雄儿好汉，老子反动儿混蛋”，心里很不同意。我想，那么多老革命，不少人家庭出身不好，怎么用这个口号来解释？我自己虽然家庭出身没有问题，但也有亲戚朋友出身不好，这样的口号对他们是不公的。我对人们在辩论中动不动就问：“什么出身？”特别反感。但在当时的环境下，我尽管不同意，也只能腹诽，而不能说出来。
这一阶段，西安中学生成立了“红色恐怖队”，到处炒家、打人。我们对他们这种行为是很反感的。有一天我在图书馆前，看到来了一队中学生，说交大图书馆前的两尊学生塑像是资产阶级的少爷小姐，要砸烂。我们许多同学和他们展开辩论，不让他们动手。最终他们看我们人多，只好离开了。后来，文革总会派人将那两尊塑像用材料包起来，使人们看不到，避免了中学生再来纠缠。
8月中旬，一些在省委附近宣传文革精神的交大同学被打。消息传来，引起了同学们的愤怒。于是，8月16日，全校同学向西安城内进发，到省委门前请愿。请愿没有得到省委任何人理睬，同学们就在省委门前进行了静坐示威。示威活动得到了西工大、西大、西电、冶院、陕师大、陕工大等西安大专院校的支援，持续了三天，直到省委书记处书记章泽出来答应了大家的要求才结束。这一次行动就叫做“八一六”静坐。
8月25日晚，交大广播号召大家到陕西日报社去，支援西工大同学的革命行动。原来西工大同学发现，当天的《陕西日报》第三版刊登了《帝国主义和一切反动派都是纸老虎》一文，第四版刊登的是“毛主席检阅首都百万革命大军”的图片，其中第三版的“纸老虎”三个字正好对准了第四版毛主席像的头部。西工大同学认为这是一起严重的反革命事件，便到陕西日报社去抗议。我看了当天的报纸，对这个说法不以为然，认为这不过是巧合，但在大势面前，也只能随着大家一起行动。当晚约有两万多人包围了陕西日报社，直到第二天，才返回学校。
当时各单位的群众组织按照对本单位领导的态度分为造反派和保守派。社会上其它单位，不像交大只有造反派一派。很多单位的保守派势力强大，造反派常常受到压制。9月初，西安工业学院的造反派因受到打击而开始绝食。交大等院校的造反派纷纷前去支援，又一次开到省委门前，开始了大规模的绝食行动。这次绝食很快就引起了周总理的重视，他责成陕西省委尽早解决问题，并指示绝食师生派出代表到北京去汇报。在周总理的关怀下，绝食行动结束了。因为这次绝食是从9月6日到9月9日，所以叫做“九六九”绝食。
通过这次绝食，西安大专院校的造反派达到了空前的团结，于是成立了西安大专院校文革统一指挥部，简称统指，交大的李世英被推举为总指挥。
五. 大串联
“九六九”绝食之后，社会上已经出现了革命大串联的风气。我参加了班上五个人的串联小组：罗建国，王炳博，郭明德，江德官和我。我们是乘火车串联的，路线是从西安到武汉，从武汉到长沙，从长沙到桂林，再返回长沙，然后从长沙到北京，最后从北京返回西安。
我们先到达武汉，住在武汉大学的学生宿舍。从接触到的武大同学说话口气来看，他们属于保湖北省委的，我们就没有暴露自己的造反派身份。在武大住了几天，看了看武大和其它学校的大字报，游了几处风景，到长江大桥拍了照，就坐车南下到达长沙。
在长沙，我们住在毛主席年轻时曾经担任主事的第一师范附属小学950509。在这里我们和长沙市委进行了联系，市委批准印刷西安交大“六六事件”的宣传材料。我们根据市委指示找到长沙印刷厂，厂里按照我们带的资料安排工人检字排版，打出清样后让我们校对。这是我第一次进行校对工作，三校以后付印，共印了8千份。然后我们分作几路，去散发这些材料。我去的是桂林，住在广西师范大学。我一边到各学校散发材料，一边欣赏桂林的山水。散发完以后，我就又返回了长沙。
我们在长沙游览了主要的景点，然后就去了湘潭的韶山冲。在那里我们参观了毛主席故居和展览馆，对毛主席青少年时代的生活和活动有了更具体的了解。回到长沙，已经是9月底了。于是我们从长沙乘火车一路北上，直到北京。
到北京后我们住在国家统计局招待所，有一个负责接待的也是交大校友，对我们很热情。这时马上就到国庆节了，统计局安排我们参加国庆节游行，到天安门广场接受毛主席的检阅。
9月30日夜我们就起床了，吃过饭后排队到了天安门东侧的小街上。我们在这里直等到10月1日上午10点大会开始。先是林彪讲话，然后是各界代表讲话，随后就是大游行。这次参加游行的是全国各地来的学生，据说有百万人之多。快12点了，才轮到我们出发，一排20个人，从东往西前进。到了天安门前，大家都想多看看毛主席，可是很遥远，看不太清楚。而且游行指挥不让我们多停留，只好很快通过。
回到统计局招待所以后，大家都觉得没有看清楚毛主席，决定不离开北京，等待毛主席下一次接见。这时，我们听说交大的同学都到北京来了，住在清华大学。于是，我们就离开统计局招待所，去了清华，和我们班的同学会合了。
在这一段时间，我们到北京各个大学走访老同学，观看大字报，游览北京的景点，并参加了中央文革召开的师生大会。各方面的信息表明，毛主席和党中央是支持造反派的，造反派的大方向是正确的。
10月18日，我们又一次参加了毛主席的接见。这次学生是分布在从天安门广场到北京城外50里的大道两侧，毛主席和中央首长分乘9辆敞篷车，从大道上经过。我们被安排在城外，大约下午1点多的时候，车队过来了，就在离我们几米远的地方经过。我清楚地看到了第一辆车上的毛主席，第二辆车上的林彪，以及周恩来、朱德、贺龙、刘少奇等中央领导，大家都激动万分。
这次接见结束后，我们就乘火车回西安了。这个时候的火车，车上已经拥挤不堪，好不容易熬过了十几个小时。
六. 进入校刊编辑部
回到交大以后，已经是10月下旬。我看到校刊编辑部招收人员的布告，就去报了名。经过审查，我就到校刊上班了。
当时的校刊，是一张小报，叫《人民交大》。那时的印刷，还处于铅字排版的时代，需要工人照着稿子检字，印出小清样，让编辑人员进行校对，划出错误的地方，工人进行修改。每篇文章经过一校后，工人就按照版面设计，把多篇文章拼成报纸版面，印出大清样，再进行校对。一般最少经过三校，最后的清样由编辑签字付印，工人们开动印刷机印出报纸。因为这报纸是面对社会的，我们除了给指定部门送去一部分外，还要到城里去卖报。我到编辑部后，一开始就是搞校对工作。由于我在长沙曾经搞过校对，已经有了经验，所以很快就适应了。
这时候编辑部有十几个人，高年级同学居多姬天语，机械系六六届同学张振三是总负责人。房立民、白延生是教工，张振三毕业后由房立民总负责，白延生是摄影记者。我做了一段校对工作后，对编辑部的工作熟悉了，也开始写稿，改稿，设计版样。
经过毛主席接见全国各地的学生，中央支持造反派的态度非常明确，西安的保守派组织很快瓦解了。但造反派内部出现了矛盾，我听到一个知道统指内情的同学说：造反派内一场太平天国式的悲剧正在形成。矛盾的焦点集中在怎么正确对待原来参加保守派组织的群众。李世英认为应该团结这一部分群众，这一观点反映了交大文革总会的意见。但西工大、西电、冶院等院校的学生领袖们认为李世英的观点是右倾机会主义，于是一场反李世英右倾的运动就在西安大专院校展开了惊爆草莓。
为了对反右倾运动进行反击，校刊编辑部组织撰写了《告全市人民书》，把交大对当时形势的看法系统阐述出来，在西安引起了很大的反响。文章的执笔者是李广亮，其中与其它院校进行针锋相对的论战部分，经过大家反复讨论修改才定稿。
文革总会对校刊的作用进行了策略性的安排，校刊作为交大总会的机关报，上面刊登的社论、评论员文章、编辑部文章是反映交大文革总会意见的，办报宗旨是紧跟中央的指示精神，紧跟运动的大方向，而另一个小报《惊回首》则作为群众组织小报，专门刊登与统指其它院校的论战。交大还出版一份《六六通讯》，刊登北京以及各地的文革动态，提供给文革总会以及校内各单位参考。为了在校刊上以群众的名义发表文章，校刊编辑部本身也组成了一个“激扬文字”战斗队，我们有些文章就是以这个战斗队的名义发表的。
校刊的师生们对许多形式主义的东西是很反感的，并设法抵制。有一段时间人们吃饭前都要念一段最高指示，校刊人员在集体开饭前就专门念这一段：“最高指示：世界上什么问题最大？吃饭问题最大。”然后在笑声中开饭。校刊编辑部从来不搞当时流行的做“语录操”、跳“忠字舞”活动，有些人的班级搞这些活动，大家也都借口在校刊工作而躲开。
到了1967年1月份，一场大规模的造反夺权运动从上海蔓延到全国，称为“一月风暴”。西安的造反夺权运动迅速发展成打砸抢，而且西工大等院校把打砸抢看作是造反派的脾气，把交大反对打砸抢也算作右倾的一条罪状。他们的校刊登出了“革命的打砸抢好得很”、“革命的打砸抢万岁”等文章。这些观点很自然地遭到交大师生的坚决反对，应数51班的“追穷寇”战斗队写出了“打砸抢的十大罪状”一文，校刊立刻予以刊登。我们还根据《参考消息》上英国媒体对反右倾的评论，写出了“看所谓的反右倾赢得了英帝的喝彩”一文。这些文章对西安市反对打砸抢、不满反右倾的群众起到了很大的支持作用。
另外，当时社会上好多地方的居委会和生产队干部受到了批斗，他们到交大来反映情况，我们认为这不符合十六条，就写出了“不许斗争居委会和生产队干部”的文章，对社会上的纠偏起了一定的作用。
在交大的支持下，西安市很大一部分群众站到了交大的立场上来。2月份，西安地区“工人造反总司令部”（工总司）成立，随后“农民造反总司令部”（农总司）、“机关造反总司令部”（机总司）、“文艺界造反总司令部”（文总司）、“中学革命造反委员会”（中革会）等组织陆续成立，与交大共同组成西安造反组织的一大派，而“工联”、“农造司”、“统指”的其它院校成为另一大派，形成两大派对立的局面。李世英名义上还是统指一把手，实际的领导权已经被西工大孙福林等人所控制阚丽君，其它院校都跟随着西工大。所以，后来的统指就是指西工大等院校，而不包括交大。
3月2日，周总理等中央领导在北京接见西安两大派组织负责人和21军、省军区等军队领导人时明确表态：反右倾是方向性错误，打砸抢是反动的，必须取缔！他还宣布，中央决定派21军到陕西参加支左，大学要整风，进行军训，工矿企业要军管，抓革命，促生产。于是，一场长达70天的反右倾运动结束了。
七. 军训前后
3月中，西安大专院校进入了军训。交大组成西安革命师生军训第一师，由21军61师的政委孙长兴担任师长兼政委，交大总会的学生领袖李世英等人分别担任副师长和副政委。校刊的同学没有返回班级，而是作为直属连队参加军训。来到校刊的解放军干部有两位，其中一位是21军学习毛主席著作积极分子牛明亮，他后来在全校师生大会上作了学习毛主席著作的报告。他们的到来把部队的政治工作作风也带来了。
这次军训期间最重要的活动是开展谈心，原来在“查上当，放包袱”期间产生隔阂的同学互相谈心，消除了矛盾。这些情况我们在校刊上都报道了。我们校刊的同学自己也抽空返回班级去谈心，用当时的话来讲就是去“斗私批修”。
为时36天的军训结束了，我们是在下雨天游行送走解放军的。一个多月的接触，使我们与解放军结下了深厚的友谊，分别的时候都有恋恋不舍之意。
4月23日，毛主席在“四二三”批示中称李世英是“交通大学学生领袖”，并提出“开展谈心活动，这个方法很好”。消息传来，交大同学受到极大的鼓舞。
统指其它院校认识到了打砸抢的错误，与交大展开互访，修好关系。先是西工大校刊编辑部的同学到交大校刊来访，他们承认了宣传打砸抢的错误。我们也检讨了在论战中把他们和帝国主义联系起来的做法。后来是西北农学院的校刊编辑部同学来访。我们也到其它院校的校刊编辑部拜访，交流经验体会。
这一阶段西安两大派的关系相处得相当不错。6月1日，西工大、西电同时成立革委会，6月3日，冶院成立革委会，交大都分别派出代表团祝贺。我自己先后参加了交大去西北大学、陕工大、西北农学院和位于咸阳的西藏民族学院的代表团，向他们成立革委会表示祝贺。7月1日交大革委会成立，李世英、武登才、沈荣水分别成为交大革委会的第一、二、三把手。这天，西安的大专院校、工人、农民等两大派组织都派出代表团前来祝贺。
但是，7月22日江青在接见河南二七公社代表时，提出“文攻武卫”的口号，使本来已经变好的形势发生了逆转。我们校刊编辑部当时就认为，这个口号不但不能制止武斗，反而会使武斗升级，因为每个组织都可以说自己是在武卫。果然，全国的武斗规模迅速扩大。西安的两大派，特别是工总司和工联下属单位，冲突剧烈上升，先是拳头，再是长矛，最后演变成真枪实弹的战斗。与此同时，陕西省各专、县两派组织也纷纷成立“武卫队”，抢夺武器，使大规模武斗一触即发。
西安的解放军支左委员会由四家组成：21军，省军区，兰州空军，总后203部队，但起决定作用的是21军。21军对交大的态度，由军训时的亲密无间到7、8月份变得日益疏远。他们更倾向于支持与国防工业联系紧密的一派，西工大、西电是国防院校，工联在航空工业、兵器工业的单位中占优势，以致西工大、西电等院校和工联喊出了“军民联防，文攻武卫”的口号，把矛头对准了交大和工总司派。21军的“支派”行为最终使矛盾爆发，而发展为“八五静坐”和“九二武斗”。
八. 八五静坐和九二武斗
8月5日这天宇宙天魔，是原交大附中成立革委会的日子。李世英代表交大革委会去祝贺，并发表讲话。我也被校刊派去采访。成立大会直到天黑才结束。
当我们从交大附中向交大校园走来的时候，看到交大同学排着队向城里开去。一问之下，原来是去向支左委员会请愿。起因是西安红卫兵造反司令部（交大红卫兵总部是它的下属组织）所办的《红卫兵报》因反交大的右倾，在5月份被停刊，这时又被支左委员会批准复刊，这显然是支一派、压一派的表现。交大经过交涉无效大约在雨季，于是在402会议厅进行了大辩论，辩论的结果决定去请愿。我作为校刊记者，也跟着他们去了。
队伍先到玉祥门的支左委员会接待站，但一直找不到人，最后决定把队伍拉到建国路的支左委员会联络站。工总司等组织纷纷前来支援，同交大一起成立了“西安地区八五静坐总指挥部”。
指挥部发表了《八五静坐声明》，并准备办一份报纸《八五战报》，发出自己的声音。校刊编辑部派我去参加《八五战报》的编辑工作。我到了编辑部，看到有交大“抗大战校”的同学，还有《陕西日报》的几位编辑。《八五战报》是我在文革中参与编辑的第三份报纸。在此之前，除了编辑校刊，我还被派到总后西安的工业系统去，帮他们创办《军战报》。这次编辑《八五战报》，因为有《陕西日报》的编辑参加，我也从中学习了不少新闻编辑出版的知识。
随着时间的推移，参加八五静坐的工人越来越多，很多工人因为工厂内部武斗无处安身而到静坐现场来。交大校园也成了许多工人的庇护所，后来又接纳了四川的“红卫兵成都部队”（简称红成），他们在成都受到对立派武力打击，就扒火车到西安来，住在同一观点的交大。
这时西安两大派的对立情绪越来越严重，各自简化为一句口号，工联那边的车队经过，车上的人高喊：“21军好，21军好！”而工总司这边的车队则高喊：“八五静坐好，八五静坐好！”
统指、工联那边在积极备战，和他们观点相同的解放军装甲兵学院把坦克开到大街上来，向交大、工总司这边示威。到了9月2日，两大派终于在西郊酿成“九二武斗”。事件开始是庆安公司内部的两派武斗，工总司派了武装人员去解救自己这一派，工联则派武装人员把工总司的队伍包围起来，双方发生冲突，死伤了好些人。工总司的一个车队在经过西安仪表厂时，发现前边有工联的埋伏，就高喊：“21军好，21军好！”工联埋伏的人员以为是自己一派，就放过去了。但他们很快发现上当了。后面又来了一个车队，也喊着：“21军好，21军好！”他们以为又是工总司的人在搞鬼，开枪就打。不料这个车队却是西工大前来支援工联的，结果被自己一派给打误会了，当场死亡10人，伤者更多。西工大此前在试验炸药时还炸死一人，合计死亡11人，是西安大专院校在文革武斗中伤亡最多的。西工大后来在校园中给这11人建墓立碑，把他们作为烈士对待。一年后工宣队进校，将墓和碑全部毁掉。
“九二武斗”后，西安的形势更加严峻。9月3日，沈荣水到校刊编辑部来传达校革委会关于疏散的决定。他说交大周围已经被工联一派包围了，学校外面的陕工大、兴庆公园、计量局、第八设计院以及和平门城楼都架了机枪，对方不久就会向交大校园进攻。为了避免无谓的牺牲，革委会决定，让大家尽快疏散回家，等形势稳定后再发通知让大家返回。
我于是在9月4日返回了蓝田县老家。过了两天，就听到广播上传来中央发布的制止武斗的“九五命令”，心想这下西安的武斗总该被制止了吧。果然，到了9月下旬就收到了交大的来信，通知返校。
返校以后，我听到几则消息。有两则是关于李世英的，其一是周总理指示李世英去兴平给两派做工作，制止武斗，他出色地完成了任务。其二是在“九二武斗”中，两大派都有更大的武斗计划，工总司准备把全省铁路工人调到西安，对工联的包围圈从外面实行更大的包围，里应外合地打击工联的武装。李世英认为这会死伤大批人，不管是哪一派，都是群众，所以他极力劝解工总司的司令马希圣取消武斗计划。最后马希圣被说服了，让被包围的工总司人员悄悄撤出来，没有发生进一步的冲突。这两则消息都说明，李世英对制止大规模武斗，功不可没。
还有一则关于西电学生领袖李洪明的消息。在“九二武斗”期间，李洪明被工总司抓住。工总司的人因为自己一派有人被打死，要找李洪明报仇。李世英及时阻止了他们，派人把李洪明送到交大保护起来。交大在疏散的时候，武登才派人悄悄把李洪明放了。李洪明一回去，立刻受到英雄式的欢迎。西电召开了全校大会，李洪明被抬在担架上，绕场一周，向全场频频招手。他的经历被渲染为机智勇敢地摆脱看守、逃离魔窟的传奇故事。这件事说明，交大的学生领袖头脑是清醒的，在关键时刻保护了曾经的战友，没有因为当时的两大派武斗而乘机报复。
“九二武斗”后不久，校刊有一位同学去韩森寨采访，被东方厂工联派的冷枪击中，伤及腹部。幸而他身体很好，经过一段时间的住院治疗，恢复了健康。
九.复课闹革命
文化革命发展为武化革命，是交大师生没有料到的。疏散后返回的同学们，对文革感到心灰意冷，再也没有运动初期那种豪情。10月份中央号召学生复课闹革命，大家又回到了课堂。原来各种各样的战斗队、兵团等组织都解散了，学校又恢复了教学秩序，有些班还发生了争夺教授的现象。全校只有一个组织“抗大战校”表示要用抗大精神学习，不愿回到班级。
在文革的高潮中，交大仍然有一部分师生关注着世界科技的发展。这些师生举行了“科学纵横观”的座谈会叶霞翟，指出电子学是当代科技发展的主要趋势，中国应该大力发展电子工业。这次座谈会发了纪要，很多同学读了后都非常激动。后来，《科学纵横观》纪要流传到全国，受到南京大学一位老师的高度赞扬。实践证明，《科学纵横观》的看法是正确的。就在我们狂热进行文化革命时，世界上的电子革命已经发展得如火如荼，把我们远远甩在后面。直到四十多年后，中国在电子和信息领域奋起直追，才逐渐缩小了与世界先进水平的差距。
交大应数专业的主要目标是用电子计算机进行科学计算，与数学、电子学的关系很密切。我们应数51班在复课中学习的课程有微分方程、计算方法、103计算机的程序设计和X2计算机的程序设计。我也回到班里上课，只在课余去校刊编辑部继续工作。前一段搞革命耽误了一年多学业，这时大多数同学都争分夺秒，努力吸收专业知识，要把失去的时间补回来。
六六届同学从9月份开始毕业分配，六七届同学从12月份开始毕业分配。校刊编辑部许多骨干都离开了，又补充了一些低年级同学。同时，原学校机关的干部也补充进来好几位。
转眼1968年到来，上面又下达了清理阶级队伍的通知，使一部分人的革命造反意识又活跃起来。3月28日一早，我刚起床，就听到楼下一阵喧哗。当时我住在23宿舍4楼，从窗口往下看，只见几个人推着一个人在游街。一打听，原来是抗大战校的人对已经被打倒的校长彭康进行游斗。这一段时间大家的注意力都转移到复课上了，现在看到又有批斗人的现象，感到很突然和不理解。这天，曾经为交大的发展呕心沥血的彭康校长被批斗致死，这是交大在文革中特别重大的损失。
这个时候，陕西省正在积极筹备省革委会的成立，要准备两篇文章，一是《人民日报》社论，二是大会给党中央、毛主席的致敬电。省上让几个大学起草这两个文件。交大接受了这一任务，委托校刊来完成。当时校刊成立了写作班子，我是其中一员。这两篇文章完成后，经过革委会审查，向省里交了上去。在5月1日陕西省革委会成立时，交大校刊所写的《人民日报》社论文稿被采用了，标题为“延安精神永放光芒”，这篇文章的主笔是陈克涵。但致敬电用了另外的文稿，没有采用我们的。
西安地区的武斗虽然早就制止了，但陕西省各专、县的武斗仍然在继续。例如我的老家蓝田县，当时属于渭南地区，渭南地区十几个县的两大派组织分别联合起来，组成跨县的武斗大军，攻城掠地，围点打援，大有战争的架势。中央这次下了决心，在针对广西省武斗的“七三布告”之后，又发出了专门针对陕西省武斗的“七二四布告”。为了贯彻布告精神，省军区出动了解放军部队，对武斗组织实行武装包围，宣读中央文件，强行收缴武器，终于使各专、县的武斗停息下来。这样一来，西安到各专、县的联系畅通了。
就在我们的复课顺利进行接近一年之际，北京的清华大学却武斗不止，毛主席派了首都工宣队进入清华，收缴武器，制止武斗。清华武斗的特殊情况却影响了全国的大专院校，都被派驻了工宣队。交大的工宣队是8月29日进驻的，随后军宣队也进驻了交大。工宣队和军宣队接管了学校的全部领导权，从9月份起，以班级、教研室为单位，举办毛泽东思想学习班，深入开展清理阶级队伍运动。于是，我们的复课被迫停止。此后两年直到毕业，我们再也没有机会复课。
十. 校内斗批改
交大工宣队的组成，有原来工联的，也有工总司的，但工联占优势，而且掌握着领导权。工总司的工人师傅对同学们很客气，但工联的师傅和同学们的关系就比较紧张。其中一个典型事例就是“芒果事件”。
8月份，毛主席把巴基斯坦客人送给他的一篮芒果转送给了清华大学的工宣队，工宣队又把这些芒果复制成腊制品，向全国转送。其中北京第一机床厂把一个蜡制芒果送给西安交大革委会。工宣队领导很不高兴，认为应该送给工宣队，而不是革委会，这代表着是突出工人阶级还是突出知识分子。所以，当交大同学准备开会庆祝时，被工宣队压下了。到了国庆节，有部分同学想带着芒果参加游行，工宣队知道后，采取各种措施进行阻止，终于把芒果堵截到校内。
另一次是工宣队和我们校刊编辑部发生冲突。有一段时间校内各项工作做得不够好，上下都有意见。校刊发了一篇“关键在于领导”的评论文章，一下子让工宣队领导发火了。工宣队领导和办公室工作人员共十几个人来到校刊编辑部，轮番讲话，严厉批评我们，我们唯有洗耳恭听。巧合的是，几天之后西河大鼓郑燕，《人民日报》也有一篇评论叫“关键在于领导”，内容有不少和我们的观点一致，工宣队领导再也没有话说了。
这一年是知识青年上山下乡的头一年，交大的教职员工很多子女要去插队，校刊也紧跟形势，配合了宣传动员。
12月份六八届毕业生分配，校刊编辑部又有一些同学离开。更多的机关干部补充进来。
在工宣队的领导下，全校掀起了斗批改的高潮，从1968年到1969年，清理阶级队伍运动愈演愈烈。中间有一段时间大抓反标，结果弄得到处杯弓蛇影，草木皆兵。这样过了一阵子后，驻校刊的工宣队师傅告诉我们，抓反标方向错了，是阶级敌人故意布的疑阵，让我们围着反标转，而放走真正的敌人。
于是，在工宣队的领导下，持续进行揭批运动，许多教师和干部、甚至学生受到批判，致使一部分教师和干部自杀，造成了不可弥补的损失。
这个时候，珍宝岛事件发生，全国的注意力都被吸引到与苏联打仗的方面。校刊编辑部查找了中苏边境的历史资料，在校刊上专文向师生员工介绍中苏边界问题的历史和现实的来龙去脉，普及了这一方面的历史知识。接着便是中共九大召开，校刊用更多的篇幅宣讲九大的意义。
九大之后，交大落实政策，解放干部和教工，并在此基础上，开展整党活动，重建各级党组织。这次整党，由非党群众评议党员，我们班的同学也到教研室帮助整党。我在校刊工作，没有参与他们的行动，只是在校刊上配合宣传。
8月份，中央发出准备打仗的命令，在工宣队领导下，学校进行了动员，准备把一部分教工、家属疏散到外县去。有些家属因为怕下放后回不来了，不愿下去，阻力非常大。我和班上同学跟着教研室领导一起去做说服工作，终于使战备疏散工作得以顺利进行。
学校同时动员同学们下厂参加生产劳动，接受再教育。于是，我随着班上同学开始了下厂劳动。
十一. 下厂劳动和毕业分配
下厂劳动对我这样农村出身的人很有意义，可以帮助我们了解与农业完全不同的生产环境。我以前就下厂劳动过，文革前我们班在交大实习工厂的热处理车间劳动过一周。到校刊编辑部之初，我也随校刊一批同学到西北国棉五厂进行劳动，
郝璐璐担任推纱的辅助工。这次我们应数51班的下厂劳动差不多有一年，并下去好几次。第一次分为三个组，一组去兰州炼油厂，一组去西安铁路局机务段，一组去西安灞桥热电厂。兰炼有计算机，去的同学可以结合专业学习编程，其余两组是纯粹的劳动。应数教研室的老师被分别安排在这三个组中。
我被分在灞桥热电厂这一组，除了十几个同学以外，还有几位老师，包括游兆泳老师和年龄很大的徐桂芳老师。我被安排在燃料分场运行值班，维护输煤皮带的正常运行。在这里上完班，手、脸都变黑了。我后来毕业分配，就被分配到这个厂工作，这次等于提前来熟悉环境。老师们在走知识分子和工农结合的道路，他们参加劳动很认真，和工人关系相处得很好。徐桂芳老师会修手表，他在劳动之余帮助几位工人师傅修表，深受大家欢迎。
在灞桥热电厂劳动之后，我们返回学校。这时去兰炼和机务段的同学也都回来了。修整了一段时间后，我们去了西郊的西安铸造厂劳动。这次只有同学，没有老师川东游击队，他们都回教研室进行斗批改。
我们在铸造厂的工作是对出炉后的铸件进行清砂，体力消耗较大。这次劳动，厂里给每人每天补助2角钱，一个月可有6元。这在当时对同学们来说，可是一笔不小的收入鼠猫吧，可以买75碗8分钱的阳春面。所以虽然干活累，大家情绪蛮高。
铸造厂的劳动结束后，我们又到了西安电池厂劳动，这里每天可得到3角钱补助，更提高了大家的积极性。电池厂的产品是手电筒用的大号干电池，整个制造过程是在生产线上。我们被安排在生产线上干活，是不断重复的简单操作，但必须动作敏捷，否则产品就在你这个环节积压了。经过几天的训练，大家都能熟练操作。
这时已经是1970年春季了，中央发出了“一打三反”运动的通知，各地都紧张地行动起来。电池厂所在地属于西安市碑林区，碑林公安分局由于人手不够，看到有交大学生在此地劳动，就请求交大派学生支援，并答应同样每天给3角钱补助。于是，王增辉、王炳博、王兴朝、陈镕润和我共5位同学被抽调到碑林分局，局里再把我们安排到大新巷派出所。
所长听说我是交大校刊编辑，就让我帮他们搞内勤，整理材料，写报告。其他四位同学搞外勤，查户口，家访，抓小偷流氓。当时我想，这不就是派出所的日常工作吗？与“一打三反”有什么关系？后来猜想他们可能把精兵强将调去抓反革命，而让我们接替他们的日常工作。
这里要写的报告，就是申请抓捕人的报告。文革中公检法被砸烂，三家变成了一家，没有互相的监督、制约作用，只要下级公安部门写了报告，上级一批就可以抓人。我把派出所以前写的报告看了一遍，就知道该怎么写。但派出所能处理的都是小案子，而且案件不多，所以，在外勤工作忙时，我也去跟他们跑外勤。
6月份到了，中央发出“关于1969、1970年大专院校毕业生分配的通知”，要求毕业生从7月份开始分配，月底前分配完毕。于是，我们结束了下厂劳动，回校等待分配。
我们在工宣队的领导下，进行了毕业鉴定。先是各人写出自我鉴定，向大家宣读，由同学们提出意见，再修改定稿。然后是组织鉴定，鉴定后本人签字。
毕业鉴定完成后就是工作分配，这是教研室老师负责进行的。我被分配到西北电管局。这个单位在西安市，我就不带行李，先去报到。电管局把我再分配到灞桥热电厂，我这才带着行李，彻底告别生活了5年的交大校园。
十二. 结语
总结这5年，我们大部分时间参加了文化大革命，而这个革命已经被历史所否定，称为十年浩劫，不但没有对社会进步起到推动作用，反而起了破坏作用。但在这种非常的形势下，交大的学生领袖们，面对内外极其错综复杂的环境，坚持原则，运用智慧，使内部没有发生武斗毒吻面具银魔，也没有组织师生参与社会武斗，还对制止社会上的大规模武斗作出了贡献。他们维护了内部团结，尽可能地保护了大多数师生员工，保护了校园和教学、科研设施，使交大在文革中的损失减到最小，没有因武斗而死一个人，在全国独树一帜。文革结束后，交大能迅速在教学、科研上做出成绩，八十年代居于全国高校前五名之列，是和文革中人员与设施得到保护、没有受到大的破坏分不开的。尽管这些学生领袖后来受到不公正的对待，但在我们大部分同学心目中，他们仍然是我们钦敬的楷模，对我们有着深远的影响。
就我个人而言，虽然没有正常完成学业，但在交大五年中还是有了长足的进步和成长。
首先，第一学年加上后来的复课，上了两年基础课和专业课，获得了基本的专业知识，对以后的继续学习打下了基础。
其次，从老师们身上学到了严谨的治学态度和负责的育人精神。老师们的谆谆教导使我领悟了两点：（1）人生是一个不断学习的过程，在大学不仅要学习知识，更重要的是提高自学的能力；（2）在学习中，不能仅仅把自己当作学生，对所学的知识达到理解就够了，而是要把自己当作老师，达到能向别人清楚表达的程度。
再次，老交大底蕴深厚的校风和学风，使自己开阔了眼界，增强了自信。自己获益更多的，是从许多同学身上学到的。交大的同学是来自全国各地的高材生，东西南北中，各有不同的特点。在日常的学习生活中，各个同学的优秀品质和多才多艺使自己无形中受到潜移默化的影响。
此外，我在校刊编辑部几年的工作，相当于学了新闻出版专业，提高了人际交往能力和写作水平。虽然我后来没有从事这方面的工作，但对自己的专业工作有很大的帮助。
离开交大多年，我仍然时时怀念自己当年成长的美丽校园，怀念老师们的谆谆教导，怀念与同学们的朝夕相处。在离校27年之后，我在海外通过互联网与应数51班老同学取得了联系，不禁激动万分，写了如下的诗句：
风华年代荟长安，兴庆湖边不解缘。
武场演兵齐滚打，绿茵习课互磋谈。
五年风雨同舟渡，四海峰峦各力攀。
莫道天涯途漫漫，万维网上话沧田。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