周盛俊杰赵晏彪随笔《甲申人物兴亡辩》|《满族文学》同期推荐-满族文学
周盛俊杰
赵晏彪，男。满族。曾获新中国成立60周年文艺作品佳作奖，冰心、孙犁、林语棠散文奖等多个奖项，已出版专著报告文学《雁过皇城根》、《译道与文化》、《与波光水流对话》，散文集《真水无香》、《真水亦香》，中篇小说集《北京往事》，传记文学《做强做久做自己》、《汪海三十年》、《衡焕儒风雨六十年》，长篇小说《中国创造》等十部。著作多被译成英、韩、阿及多种语言出版。
甲申人物兴亡辩
〔满族〕赵晏彪
上篇 李自成、张献忠
友自台湾来，指名要去北京的故宫。此正合吾意，因许久未瞻仰故宫之容，亦想感受那里的皇家文化与厚重的历史，熏一熏已略显苍白的大脑。
金秋的京城天空瓦蓝，走在堂皇的汉白玉石台上，竟然没有丝毫庄严威武的感觉，人众如叶，噪音似蛙。一群毫无顾忌的男男女女旁若无人的嬉笑吵闹声惊飞了一群秋燕，它们“喳喳喳……”地叫着朝景山蔽天而飞。那叫声有些怨忿，含些凄婉，亦有些无奈，不知道是被扰了秋梦，还是被南嗲北吼的各色人群惊吓得成了惊弓之燕？
美好的感觉如燕而去，我黯然神伤地站在乾清宫外的角落，触景生情，想起读过的一段史料，当年闯王李自成在撤离紫禁城时，大火冲天，群燕乱飞，马嘶人喊，其景甚悲。心中不免升上一种愁绪，回身向兴致勃勃的台湾朋友说道：“现在是2013年的秋天，再过一百天就是2014年了。”
台湾朋友有些莫名，怔怔地回答道：“是呀，怎么啦？”
“明年是甲申370年。”
说完这话我自己笑了，我是愚笨的，台湾朋友怎会关心郭沫若是何许人也，又怎能知道七十年前郭沫若曾写下一篇让国民党愤恨之极的文章——《甲申三百年祭》呢？
台湾朋友面对宏大的故宫，饶有兴味地参观、拍照、浏览，而我却思绪万千，脑海里不断地涌现出370年前甲申风云中的四个人物影像……
古人曾经预言过，每逢甲申年必有大事发生。
公元1644年的甲申年，在紫禁城里发生过一次震天动地的大变革，一个皇帝死了，两个人先后入主了紫禁城。先者乃农民起义军领袖李自成，后者则是大清的摄政王多尔衮。他们的故事已经传唱了几百年，在他们身边的另外两个人的故事同样“精彩”：一个也是农民起义领袖、杀人不眨眼的张献忠；另外一个是先侍明朝、后降大顺，再反大顺又降清，继而又背叛大清的吴三桂。这些人、那些事，构成了波澜壮阔的甲申年，同时也描绘了一张百年兴亡人物图。
与三百七十年前的紫禁城相比，今日之故宫更加金碧辉煌。1644年3月，李自成被多尔衮率领的八旗铁军击溃。在准备逃出北京城的那个夜晚，宰相牛金星向李自成进谏道：“咱们跑可以，但是还需做一件事儿。当年西楚霸王离开咸阳城后，火烧了阿房宫。大火绵延三百里，何其壮哉？大王今不如效法西楚霸王，也烧掉紫禁城，一则楼台亭阁不会遗留于他人；二则不失霸王风范。”
牛金星的提议无疑会将李自成推向历史的耻辱柱，可惜的是，李自成潜意识中的狭隘和仇富心态，使他无法成为一个真正的英雄，也无法成就一代帝业。“宫殿悉皆烧尽，惟武英殿岿然独存，内外禁川石桥亦宛然无缺。烧屋之燕，蔽天而飞。”李自成就这样溃逃出了紫禁城，留下了耻辱的一烧。
《孝经·谏诤章第十五》曰：“昔者天子有诤臣三人，虽无道不失其天下。诸侯有诤臣三人，虽无道不失其国。大夫有诤臣三人，虽无道不失其家。”李自成没有成功的原因很多，但重要的原因之一是他缺少诤臣，大顺军中诤臣只有李岩一人，李岩曾献良计，但被牛金星献谗言而阻，牛金星在李自成的默许下杀害了李岩兄弟，李自成之为非成大业者所为也，这是其一。其二，有诤臣还要是个明君。秦朝末年，刘邦率军攻入咸阳，推翻了秦朝的统治。刘邦进入秦宫后，见宫殿高大雄伟，美女、珠宝不计其数，心中产生了羡慕之情，想全部据为己有。大将樊哙劝刘邦最好不要这样，刘邦很不高兴。谋士张良知道了此事对刘邦说：“秦王之所以不得人心，失去天下，原因就在于他穷奢极欲。现在您刚入秦宫就想如秦王那样享乐，岂不坏了大事？樊哙的话可是忠言呀！忠言往往逆耳但利于行，良药苦口不好喝但利于病，您如果想成大事就听樊哙的劝告吧。”刘邦不但接受了张良的批评，也采纳了樊哙的意见，传令三军，并且约法三章：“杀人者死，伤人及偷盗者抵罪。”刘邦不仅丝毫未动秦宫的财宝，而且撤守灞上，深得秦人拥护，这与后来的项羽火烧阿房宫形成了鲜明的对比。李自成火烧紫禁城实与项羽同道，岂有不败之理？
呜呼，世人皆知八国联军火烧圆明园，而不晓李自成紫禁城之一炬，实乃遗憾，哀哉。
皓月悬空，夜深室静。月亮在不同的时间，不同的心境下观看，它的颜色是不同的。今天的月亮有些陌生，往日皎白之色今天略显发黄。这心境自然是因了370年前的那段历史，缭绕心里的那段往事，恰如郭沫若先生在《甲申三百年祭》一文中所说：“明之灭亡，李闯王入京后在短短四十天内就兵败而散，实乃腐败所至。”
李自成的农民军失败的原因，有多种说法，一首咏《大顺国》诗这样写道：
一生九死打江山，
大顺硝烟眨眼间。
得势当知尤谨慎，
亡国岂可怪红颜。
多数人认为李自成手下大将刘宗敏掠走了吴三桂的爱姬陈圆圆，导致了吴三桂降清后联手清军灭了大顺。是腐败？还是夺姬之恨？……回溯历史，当年的硝烟早已散尽，朗朗晴空下，徒留余音令人玩味。
公元1644年的甲申年，是值得纪念和深思的一年。这一年，腐败的明王朝被农民起义者领导的大顺朝推翻了。这一年，打进北京的统帅有两位，一位是农民起义军领袖李自成，另一位是大清朝的摄政王多尔衮。一城不容二虎，李自成在四十余天后逃出北京，兵败身亡，多尔衮不但将清朝的顺治皇帝从沈阳接进了北京，且奠定了大清朝统治中国267年的基业。
李自成尽管兵败身亡了，但丝毫抹杀不了他的功绩：“……规模宏大而经历长久的农民革命，在这一年使明朝最专制的王权统治崩溃了。” （郭沫若《甲申三百年祭》）
若从公正、历史、辩证的角度看，专制必然导致灭亡。纵观历史，专制均无“良善”下场。以朱元璋为例，朱皇帝应该属于“最专制的王权统治”的祖师爷了。作为农民起义者的李自成如法炮制，“进了北京以后，李自成便进了皇宫。丞相牛金星所忙的是筹备登基大典，招揽门生，开科选举。将军刘宗敏所忙的是“拶夹降官，搜括赃款，严刑杀人。纷纷然，昏昏然……”（郭沫若《甲申三百年祭》）。
据史载，李自成在捉到吴襄后，命吴襄给儿子吴三桂写信招降，而刘宗敏却对吴襄绑票、抄家，还掠走了吴三桂的爱姬陈圆圆。几十万大军屯养于京城之内，抢掠民财，尽情享乐，刚刚进入北京十几天就这样，如果大顺农民军果真成为统治阶级，恐怕又是一个“最专制的王权统治”。郭沫若先生的《甲申三百年祭》中有一段文字分析得更为透彻：“李自成的大顺朝即使成功了，他代表农民利益的运动迟早也会变质，而他必然也会做到汉高祖、明太祖的藏弓烹狗的‘德政’，可以说是断无例外。”
总结李自成的一生，从农民起义军领袖到大顺皇帝，再到九宫山被杀，同所有的农民起义领袖一样，根深蒂固的封建小农意识，令他缺少胸怀天下的大志，难于纳谏良言、重用良臣。进京后，军队缺少严明的纪律，奸淫掳掠、无恶不作，致使京师百姓伤透了心，对那些农民军“恨入骨髓矣”。李自成其实并没有忘记李岩“取天下以人心为本，请勿要杀人，收天下心”的劝诫，他让士兵到处张贴“吃他娘，穿他娘，开了大门迎闯王，闯王来时不纳粮”的口号，这种极端平均主义、无政府主义的思想，只能进一步导致大顺军用拷掠追饷来筹集军费，对明朝的政要、权贵、富商、绅士等严刑拷打，大肆勒索钱财，造成社会混乱，人心动荡。当大清军队如潮水般涌来时，墙倒众人推，抛弃李自成的农民军，是百姓唯一能够做的事。
李自成由一个受压迫者成为起义者，他真的明白天下乃天下人的天下，失民心者失天下的道理吗？他开始是知道的，但后来膨胀了，头脑发晕了，仅凭借他失去民心这一点，他失败的命运已经注定。而他失败的第二个原因是，没有处置利用好崇祯皇帝及明朝旧臣。《增广贤文》中说：“爱人者，人恒爱；敬人者，人恒敬。”江山是大明朝的，汉族人都是明朝的子民，李自成如此“不爱”他们的皇帝和众臣，终将有用之人及百姓推向了清朝一边，皆为大清所用。其三，李自成身边缺乏有远见卓识的臣子，唯有李岩算是比较有头脑的人物，他积极献言献策，劝说李自成“严肃军纪，守寨出征，和用政略解决吴三桂的问题”，但李岩不是农民，他属富家子弟，李自成狭隘的农民意识让他失去了理智，担心那个“李”会代替他这个“李”。而牛金星恰恰利用了李自成心胸狭隘这一点，借李自成的刀杀害了唯一头脑清醒且有大智慧的李岩，造成了起义军内部文武失和，李自成落得身首异处的下场。
在李自成和他的军队逃出北京城的时候，北京城里的老百姓们是何反应呢？他们竟然各自搬出家中的床桌等物，阻止大顺军出逃，用绳索将骑兵绊倒杀死，迎接清朝大军，民心天地可鉴矣。
历史无情，后人铁面。一个人物的出现、一段历史的兴衰皆是历史必然，但后人一定是铁面无私的。李自成对历史的贡献是巨大的，他身经百战，是一位优秀的指挥家。他不近酒色，不爱钱财，尤其值得称赞的是，李自成领导的农民起义军逼死了昏庸无道的崇祯皇帝，推翻了朱家王朝，推动了历史前进的车轮。
李自成悲惨地退出了甲申年大舞台，在那个大舞台上表演的还有一位不能不说的人物，就是李自成的同乡张献忠。张献忠何许人也？他又有着怎样的“德政”呢（张献忠在小说里是一位勇猛的农民起义领袖，但在历史文献记载中，张献忠却是一位杀人不眨眼的魔鬼）！
张献忠是延安卫柳树涧人，与李自成同一年出生。他长了一张黄脸，长身虎颔，因此人送绰号“黄虎”。在延绥镇为军吏的时候，犯法当斩，主将陈洪范对他的状貌感到惊奇，于是向总兵官王威请求释放了张献忠。张献忠与李自成同为府谷人王嘉胤的部下。崇祯三年，王嘉胤抢劫富家的粮食被有司缉捕，遂揭竿而反，张献忠纠集米脂十八寨依从王嘉胤，自称为八大王。
王嘉胤战死后，张献忠率领部下两千人投降了明朝的大将洪承畴（这一点他与闯王李自成有天壤之别）。1638年，张献忠在湖北谷城受招安被授予副将。驻地王家河，易名太平镇，以示休兵。1639年，张献忠觉得自己兵强马壮了，复叛，重举反明的大旗（这一点与吴三桂极其相像，出尔反尔）。张献忠性格狡谲、残暴嗜杀。从1644年阴历8月初九，张献忠攻陷成都之日起，就大开杀戒，当时的欧洲传教士利雷斯和安文思二人所写的《圣教入川记》，对此有过详细记载。“张每日杀人一二百，为时一年又五个月，累计杀人十万”！
张献忠患了疟疾，他对天许愿说如果病好了就以“朝天蜡烛两盘”贡奉给上天，直到他病好以后周围的人才明白这话是什么意思。张献忠令兵士专砍女子的纤足，每个兵士必须至少进献十双小脚。那些如狼似虎的士兵专门搜寻汉族女子的纤足，只要遇见女子就地先将脚砍下来。不到半天军营中的小脚已经堆积如山。张献忠命人将收集的三寸小脚堆叠成一座山的形状，称为莲峰。他回头一看自己妾的脚也很小，就顺便砍下来堆在莲峰顶上，随即再将这些小脚架火烧毁，名为点朝天烛。至于男子则被砍脑袋或割下阳具，也堆在一起在太阳下暴晒。张献忠还在成都立了一块七杀碑，上面刻着他杀人如麻的理由：“天生万物以养人，人无一德以报天，杀杀杀杀杀杀杀！”对于他来说，蜀人被杀并不是他的错，蜀人是自作孽不可活，他是在替天行道。
1646年秋，眼看着清朝军事节节胜利，张献忠的大西政权摇摇欲坠，为了不给新政权留下人才，张献忠想出狠毒之招：发诏举办“特科”，征集四川各地举人、贡士、监生、民间才俊、医卜僧道、隐士应试，有不愿意参加考试的，就被“军法严催上路，不至者杀，比坐邻里教官”。到了成都后，他以方便管理为名，将所有考生集中在成都青羊宫，一个不留，全部坑杀，自谓“无为后人有也”，制造了一次惨绝人寰的大屠杀（这一点比李自成逃出北京城大火焚烧紫禁城更为灭绝人性）。可怜的是，这些抱着希望来替新政权服务的知识分子们，就这样命丧黄泉了。
在清朝大军的打击下，张献忠在顺治三年（1646）兵败逃出成都，逃前他下令大屠杀，先杀市民，其次杀部下家属，再杀自己军队中的湖北兵和当地的四川兵（有一种说法，他担心人口太多，没那么多军粮。但这绝不能成为屠杀当地平民尤其是自己部属的理由）。天府之国四川遭到毁灭性破坏，当时有个口头禅，“张献忠屠四川——鸡犬不留”。史料记载，“成都原有住家户仅剩百分之十”。一些四川县志上的记载也可以说明，如民国《温江县志》卷一记载：“温江县在张献忠死去十三年后仅存三十二户。”其滔天罪行在《蜀乱》、《蜀警录》、《蜀碧》、《蜀难叙略》中均有记载。后来的大清政权也无法忍受这种荒凉，此后一个多世纪不断从湖广向四川迁徒人口。经过这一次劫难，可以说如今没有多少四川人是土生土长的。有40万人口的成都只剩下二十户居民；四川人口从至少三百万锐减到只有八万人。
10月20日，张献忠在盐亭县凤凰山被肃亲王豪格斩杀。
我曾经查找过郭沫若先生的简历，他是清光绪十八年九月二十七日（1892年11月16日）出生于四川省乐山市观娥乡沙湾镇。但据说他祖上原籍福建省汀州府宁化县，清乾隆四十六年（1781）前迁蜀的。经过清朝几代皇帝的努力，特别是康、雍、乾三位帝王的励精图治，四川逐渐富饶起来。
据史料记载，当时的清政府采取了一系列惠民政策，大得民心，使大清王朝蒸蒸日上，国力增强，人口增多，人民生活富裕，疆土辽阔，各民族亲密无间，新疆、西藏、内蒙、台湾皆归中国一统，无论是瓷器、家具、科学、军事都达到了中国历史上的高峰。反观张献忠在四川，李自成在北京的所作所为，如果他们当政，才是真正的让“人民的血泪潸流了”。
在十四世纪中叶，明成祖采取了收缩政策，主动放弃内蒙河套、赤峰地区及河北长城以北地区，使京师暴露在草原部落的锋刃之下，东北仅有一小块领土辽东，依靠狭窄的辽西走廊与内地连接，难以相互呼应。在南方，北宋以前一千多年，越南北部、中部皆为中国本土，可到了明朝时期却得而复失了，真乃千古罪人！不仅如此，明成祖的政策被他的子孙们“发扬光大”了，以至“发展”到消极防守、被动挨打的地步。整个明朝只有三百多万平方公里土地，五千多万人口。
清朝在入主中原后，调和民族矛盾，大力开疆拓土，在平定“三藩之乱”、收复台湾、稳定汉族地区统治后，康熙、雍正、乾隆三朝不断用兵西北、西南，将内外蒙古、新疆、青海、西藏纳入版图，加上清朝陪嫁而来的满洲（今辽宁、黑龙江两省及以北、以东地区），形成中国历史上空前规模的大帝国，清朝乾隆时期的中国版图已达1300多万平方公里，疆域西起巴尔喀什湖和葱岭，东北至鄂霍次克海和库页岛，东至海，包括台湾及其附属岛屿（钓鱼台），南起南海诸岛，西南到广西、云南、西藏，包括达拉克，北至漠北和外兴安岭。不但土地辽阔，人口也达到一亿多。就是著名的长城在清朝年间也没了用武之地。
下篇 吴三桂、多尔衮
公元1644（甲申）年，这是值得国人铭记的年份。这一年在中国近代史上，上演了一场李自成领导的大顺朝、崇祯统治的大明朝和以摄政王多尔衮为统帅的大清朝三方势力绞杀在一起的近代版“三国”大戏。
然而，历史就是如此风云际会，大清军队的虎狼之师，以一泻千里之势，碾碎了大明、大顺两方的战车，夺鹿问鼎，将“三国”之复演扼杀在摇篮里。在这幕大戏中，有一个人扮演了一个极其复杂、又至关重要的角色。他，就是被世人称为“反复无常的三姓家奴”吴三桂。
发生在1639年的松锦之战，是关系到明清两大阵营生死存亡，改变中国历史进程的一场大决战。在关键性的决战中，吴三桂前后表现判若两人。在初战中，洪承畴带领的明朝军队小胜清朝军队，他在上报朝廷的奏章中称赞道:“吴三桂英略独擅，斩获功多。”然而在此后的大决战中，吴三桂却未能和主帅兼老师的洪承畴同命运，见明朝军队败局已定，他抛下老师和几万明朝官兵，擅自撤逃。一向被明朝视为“敢战将军”的吴三桂，在决定明朝命运的关键决战中竟然逃之夭夭，令松锦之战明军大溃，令他的老师洪承畴兵败被俘。为了一己之私不惜断送老师和几万名官兵的性命（这与此后他为了保存实力投靠李自成，后又为此投降清朝如出一辙），此做法也算是前无古人了。
吴三桂曾经是一位能征善战的将军，但他做人诡计多端，背叛与投靠如儿戏，终不能成为一世英雄，只落得身败名裂、九族尽灭的下场。
尽管吴三桂如此做人为官，但他仍然成为一个“抢手货”，原因就是他手握兵权又居军事重地山海关。所以他既是李自成的心腹之患又是他拉拢的对象。李自成第一次派人携带四万两白银前往山海关，赏赐已经十四个月没有军饷的吴三桂部，没隔几日再次派人携带万两白银和黄金千两，并发书封侯许愿，且让人递交一封吴三桂父亲吴襄写给儿子的招降书。吴三桂在金钱、官爵和势力面前，软了，降了，没了骨气与气节，随即发兵前往北京受降。
吴三桂身为明朝大将，却背叛了崇祯皇帝投降了大顺军，当他行路过半就要到达北京的时候，突然得知爱妾陈圆圆被刘宗敏掠走，遂咬牙切齿道：“大丈夫不能保一女子，何面见人耶！”当下立刻反军攻克山海关，并复信父亲吴襄，声称“父既不能为忠臣，儿亦安能为孝子乎？”为了找一个借口，不惜出尔反尔，抛忠孝而不顾，实已超出小人的范畴了。表面上看吴三桂是“冲冠一怒为红颜”，不顾父亲的生命，不顾自己名节，投降了清军，实质上他还是考虑到自己的切身利益。“人不为己，天诛地灭”，正由于这种根深蒂固的思想，十几年后，当他认为自己羽毛已经丰满，又背叛了大清朝。
吴三桂反叛之初，自认为兵力强盛，但他却不具战略眼光。在其起兵之后，既没有“疾行渡江，全师北向”，设法以军事上的胜利去推动政治上的成功；也没有“下金陵，扼长江，绝南北通道”或“出巴蜀，据汉中，塞淆函自固”，以建立巩固的后方，而是分兵湖南、江西、湖北，逐地争夺一些战略价值不高的城镇。其次，由于此时清兵入关已经三十年，民族矛盾早已下降为次要矛盾，人民已经安居乐业。吴三桂反满复明的号召不过是刻舟求剑，脱离实际。而且，吴三桂降清以来的自我表演也太充分了。在民族矛盾最尖锐、民族斗争最激烈的时刻，他信誓旦旦地表示要“矢忠新朝”，对各地抗清义军极尽镇压之能事，曾几何时，他却又要“共举大明之文物”了。吴三桂的自我表演使人们看穿了他是一个见利忘义、口是心非、反复无常的野心家，一些有气节的汉族知识分子对其更是嗤之以鼻，耻与为伍。因而吴三桂发出的“反清复明”的号召，在广大汉族士民中并未产生什么影响。
康熙十七年闰三月初一（1678年3月23日），吴三桂在衡州筑坛于回雁峰前曼陀山，举行称帝加冕典礼。改国号为“周”，改元“昭武”，改衡州为定天府，自称“大周皇帝”。此招一出，去明号，已使亡明士大夫及知识分子阶层大失所望，再进而称帝，更为天下人所不齿。
不知道是报应还是人做恶天难容，就在城南回雁峰北曼陀山上举行登基仪式之时，吴三桂的一个儿子认为山峰过于矮小，预兆大周根基太浅，前途不佳。吴三桂大怒曰：其出言不吉，影响国运，命将其子斩于回雁峰山下。登基本是吉祥如意的喜事，但吴三桂杀儿甚是不祥。又因为准备得比较仓促，一时找不到足够的明黄色的琉璃瓦建设宫殿，手下人转用涂了颜料的瓦片凑数。不料，那天突降大雨，瓦上的颜料被冲刷掉，污水落在众人身上染花衣服鞋子。登基大典一时成为闹剧。1678年（康熙十七年）8月，吴三桂就这样结束了他“反复无常”的一生。其孙吴世璠继位，退据云南。康熙二十年（1681）昆明被围，吴世璠自杀，余众出降。
令人不解的是，吴三桂在兵力极盛时不即皇帝位，只称“周王”，到了势衰之际忽然想起当皇帝。正如后人所论定：吴三桂到了穷困之时称帝，借以“自娱”，聊以“自慰”。他非但没得到人们的理解、同情，反招致天下人耻笑。
吴三桂一生出尔反尔，见利忘义，备受人们谴责。俗语说：种瓜得瓜，种豆得豆。吴三桂种的是恶果，得到的是害国害民害家族子孙的报应。吴三桂在逼死朱元璋第十三代孙、永历皇帝前，这位可怜的皇帝写给吴三桂一封亲笔信。永历帝那封信里的话，最终竟成了吴三桂命运的预言:“将军自以为智，而适成其愚；自以为厚，而反觉其薄”，“奕祀而后，史有传，书有载，当以将军为何如人乎？”
乾隆皇帝也曾这样评价吴三桂：他坚决要求消灭永历皇帝，无论是招降缅甸、攻击李定国还是招降白文选，都是出自他的策划。但是他的策划哪里是为我们国家考虑。实乃“彼之为宣力，皆所以自为也！”
在某种意义上，吴三桂背叛的不仅是自己的主子、家族，更是整个世界。纵观吴三桂一生，实为“反复无常、人品极差的小人”。但从历史进程上评说，吴三桂出于“保存实力”等私心，有意无意中成就了帮助清兵入关的客观事实，没有吴三桂的投降引路，或许清朝与李自成和张献忠的农民军不知道要多打多少年，老百姓们不知道要遭受多少残酷的战争蹂躏，国家亦不知道要晚多少年完成大一统。
写史应正心，记史须正己。还原历史人物的本来面貌，是我很多年的追求。因为历史的最高境界是还原历史的本真，实事求是，不粉饰，不丑化，更不是为了自己的某种需要而肆意篡改历史，不管你的理由是多么冠冕堂皇。遥看三百七十年前的甲申年，摄政王多尔衮是甲申年众多人物中一位非常重要的主角，是应该重重写上一笔的。与吴三桂相比，多尔衮可以称为真正的大英雄。乾隆帝评价他“抚定疆陲，定国开基，成一统之业，厥功最著”。
多尔衮的名字和事迹早已被掩藏在康乾盛世的光环背后，留下的只是现代影视剧里戏说的形象，能征善战但霸道、多情善感但“强占”嫂子孝庄皇后……
1644年多尔衮指挥清军入关，灭明朝、剿闯王、问鼎中原，战功卓著，先后被封为叔父摄政王、皇叔父摄政王、皇父摄政王，位极人臣。1650年多尔衮去世后，被追尊为成宗义皇帝。由于多尔衮生前得罪了众多满汉权贵，这些人群起而骂之，后被顺治帝追论谋逆罪削爵。1778年乾隆帝为多尔衮平反，复睿亲王封号。
真实的多尔衮为清朝立下了三件大功：一是拥戴福临，巩固了新的统治秩序，避免了一场内战；二是山海关之战中运筹帷幄，击败了农民军，占领了北京城，开启了清皇朝入主中原的历史一页；三是占领北京之后，严禁抢掠，停止剃发，为明崇祯帝朱由检发丧，博得了汉族士绅的好感，迎请顺治小皇帝赴京登基，很快稳定了占领区内的形势。为康乾盛世和扩疆开边奠定了基础，为祖国大一统付出心血乃至生命，他不仅是清朝时期的伟大统帅，更是提倡满蒙一家、满汉联姻，重用汉臣的政治家。
崇德八年（1643），皇太极暴疾而死。大清入关以前，继嗣不是由皇帝生前在皇子中指定，而是由贵族诸王议立。皇太极死前，诸王已渐渐分成党派：一派以多尔衮为核心，另一派以皇太极长子肃亲王豪格为首。双方各不相让，形势极为紧张。清政权处于严重危机之中，随时有发生混战的可能。
多尔衮以一位久经沙场的军事家和政治家的气魄，审时度势，顾全大局，采取主动，他召集诸王大臣会议，提出立皇太极第九子六岁的福临为帝，由济尔哈朗和他辅政，等福临年长之后，当即归政。多尔衮拥立福临这一行动，在客观上避免了满洲贵族的公开分裂和混战，对下一步协调一致入关作战，夺取全国政权，无疑是至关重要的。同时由于拥立六岁的福临，一切实权掌握在他手中，他实际上是当时清政权的最高统治者，也是入关后清政权的真正缔造者和完成统一中国大业的杰出奠基人。
崇祯十七年（1644）三月，李自成领导的大顺军攻占北京，崇祯皇帝自缢，明朝灭亡。当权的多尔衮决定立即入关，加入争夺政权之战。
此时，明朝山海关总兵吴三桂，在投顺反顺之后，自料不敌大顺军，遂请求清朝出兵援助。当此形势突变之时，多尔衮显示了惊人的应变能力。他接受了大学士范文程（汉臣，名士范仲淹之后）的建议，把农民军当成主要敌人。在李自成的大军被击溃之后，清军进入北京城，多尔衮看到了李自成兵败的原因，立即下令全军，“今入关西征，勿杀无辜，勿掠财物，勿焚庐舍。不如约者罪之。”又在进军途中四处张贴安民文告：“义兵之来为尔等复君父仇，非杀尔百姓，今所诛者唯闯贼。官来归者，复其官；民来归者，复其业。”此举与李自成农民军“拶夹降官，搜括赃款，严刑杀人”等行为形成了鲜明的对比，使得关内的官兵百姓，向风归顺，近悦远来。
顺治元年（1644）农历八月二十日，清朝开始迁都。顺治元年九月，顺治帝从盛京（沈阳）到达北京，封多尔衮为叔父摄政王。顺治元年农历十月初十，皇帝在皇极门（顺治二年改称太和门）向全国颁布登基诏书，清王朝正式定都北京，开始了以北京为都城的长达267年的统治。
满族是个人口不多的少数民族，要统治偌大的中国实非易事。多尔衮作为清初的实际统治者，立纲陈纪，对巩固清王朝的统治起到了巨大作用。满洲统治者是刚从奴隶制贵族转化为封建制贵族的统治集团，许多人还没有完全摆脱某些落后生产方式的影响。按照什么思想和模式建国，将直接关系清王朝的前途。多尔衮的思想较为开通，接受汉人的影响较多，在建国过程中，在许多重大问题上，他接受了范文程、洪承畴等汉人的建议，不失时机地采取了一系列笼络明朝士人的措施。
多尔衮对吴三桂、孔有德、耿仲明、尚可喜四位汉姓王十分器重，为使“四王”效忠于清朝，多尔衮不惜封王封赏，频频施恩。他深深懂得如何利用汉官汉将来达到他的政治目标。他贯彻清太宗的优礼汉官、“以汉攻汉”的政策，用他们的力量来击败明朝与农民军的反抗，完成一统大业。他从实践中，已看到吴、孔、耿、尚和他们的部队都是一支生力军，是对付反清力量的四把利剑。
当时清朝初建，个别汉臣和一些汉族人抵制满族入主北京，在这种情况下，多尔衮以大胸襟、大智慧处理与汉族的关系。他深知，一个小民族要治理好一个大民族的国家，就要向汉族人学习，充分发挥汉族人的作用，尊重汉族人以取得汉族人的尊重。以为崇祯帝发丧为例，李自成的农民军进入北京后，不仅烧毁了太和庙，还下令将崇祯尸体连同周皇后的尸体一起送往昌平，葬到田贵妃的墓中。崇祯皇帝生前尚未为自己修造陵墓，他死后竟会屈就在贵妃的墓里。多尔衮在清军进入北京的第三天，听从范文程的建议按照国殇的礼仪为崇祯发丧，并大张旗鼓地派大员到田贵妃墓前隆重祭祀。其政治上的积极态度和成熟度绝非等闲，而这种思想也影响着顺治帝。顺治帝迁北京后，在崇祯上吊的日子年年祭祀他，还亲切地称崇祯为老哥。后来清政府于顺治十六年（1659）在朱由检的墓前又修建了明楼及享殿三间，并立了碑记，圈了围墙，称思陵，成为明十三陵的最后一陵。
此举大得民心，许多反清义士改变了对清王朝的态度，不但如此，多尔衮还规定“故明诸王来归者，不夺其爵”，让众多明朝人才归降。并且申严军纪，把多数清军留在城外，“凡军兵出入城门者，有九王标旗方得出入”。规定“军兵出入民家者，论以斩律”。对于清军中一些违反禁令，“毁伤民间，动用家伙者”，则“悉置重典”。所有这些安抚明朝统治阶级、整肃军纪的做法，都是“治天下在得民心。士为秀民，士心得，则民心得矣”。
事实证明，这些措施确实起到了安抚明朝士大夫、安定汉族民心的作用。当时随清军入关的朝鲜人就指出，“九王多尔衮入关之初，严禁杀掠，故中原人士无不悦服”。 多尔衮此举为大清帝国一统多民族的中国，达到康乾盛世打下了坚实的基础。
多尔衮在北京立住脚跟的同时，在政治、经济等各方面，又进一步采取了一系列缓和民族矛盾和阶级矛盾的政策，以巩固阵地，扩大战果。尤其值得一提的是，他取消加派。明末“三饷”(辽饷、剿饷、练饷)数目之多，已为明朝政府正常赋税的数倍，实是明末最大的苛政。这种无休止的加派，使得百姓处于贫困交迫之中，对加派恨之入骨，李自成等农民起义也是由于民不聊生之故。
清朝入关后，多尔衮体察民情，革除三饷及正税之外的一切加派。同时，他要求“各该抚按即行所属各道府州县军卫衙门，大张榜示，晓谕通知。如有官吏朦胧混征暗派者，察实纠参，必杀无赦”。于是，每年赋税减少了数百万两，穷困已极的百姓得以缓一口气，民心大悦。在三百多年前多尔衮等清朝官员就知道，谁解决好农民问题，谁就可以赢得天下的道理。多尔衮此措施，是明君所为，非农民起义之“最专制的王权统治”也。
不仅如此，多尔衮对明末广行贿赂的恶劣作风也严加斥责，顺治元年六月，他在《谕众官民》中说，“明国之所以倾覆者，皆由内外部院官吏贿赂公行，功过不明，是非不辨。凡用官员，有财之人虽不肖亦得进；无财之人虽贤亦不得见用”，无论过去还是现在，这段话都是警钟！“乱政坏国，皆始于此，罪亦莫大于此”。因此，当时的一些汉官不得不心悦诚服：“多尔衮新政比明朝多善，如蠲免钱粮，严禁贿赂，皆是服人心处”。
多尔衮作为满州贵族的代表，始终把满洲贵族集团作为维护清朝统治的基本力量。为此，清朝刚一建立，他就明确规定了王公贵族在政治上和经济上享有的种种特权。但是，多尔衮有远大的政治眼光，他懂得维护满洲贵族的尊严和特权，并不完全等于依靠他们治理国家事务。所以，多尔衮在从根本上维护满洲贵族特权的同时，不断限制诸王、贝勒个人的势力，尤其是削弱、打击自己的政敌，使他们无法利用特权干涉国家重大决策和事务。
多尔衮在打击他的满洲贵族政敌的同时，给汉官以更多的参政机会（这一点他开创了民族团结和谐之新纪元）。原本，由满洲贵族组成的“议政王大臣会议”，是重要的决定国策的机构。自多尔衮执政以后，这个机构的作用大大受到限制，它只能讨论和处理满洲贵族内部的一些升降、赏罚等事。多尔衮把更多的权力赋予了多由汉人担任大学士的内院。
顺治元年五月，多尔衮同意了大学士洪承畴、冯铨的建议，首先改变了内院过去对一些重大事务不得与闻的地位。多尔衮还让大学士“于国家事务，当不时条奏为是”。这些大学士日随多尔衮左右，应对顾问，处理政务，颇得重用。顺治五年，多尔衮又设立了六部汉尚书、都察院汉都御史，提高了汉官在这些重要机构中的地位和职权。正是因为有了汉官的辅佐，多民族的拥护，才使大清朝得以百年基业不朽。这与现在中央政府提出的民族团结，和谐社会有异曲同工之妙。
多尔衮为了稳定和调和民族之间的矛盾，完成民族复兴大业，使汉官更多地发挥作用，他严禁满洲贵族欺压污辱汉官，违者要受到处罚。顺治元年，宣府巡抚李鉴劾奏赤城道朱寿鍪贪酷不法，多尔衮下令议察。朱贿嘱满臣绰书泰求阿济格说情，阿济格率师南讨途经宣府时，便派绰书泰和总兵刘芳名胁迫李鉴释其罪。多尔衮闻知这种不法行为后，立刻将绰书泰同朱寿鍪等人枭首弃市，将刘芳名夺职入旗，将阿济格降为郡王，罚银五千两。阿济格是比较有实力的亲王，又是多尔衮的同母兄，在满洲统治集团的内部斗争中，是忠于多尔衮的。多尔衮对他们任意欺压汉官的行为做出严肃处理，说明多尔衮在处理民族矛盾上，开明且公正。然而这却让他得罪了许多满族贵族，为自己埋下了祸根。恰恰正是这一点，多尔衮可以名垂青史，令我们当今社会大小官员铭记：凡想名垂青史者，非公正无私、心如清水不可。
多尔衮在统一中国的过程中，为了缓和满汉间的民族矛盾，曾主张满汉人民通婚。他是当今民族大团结政策的首倡者。顺治五年，他以顺治帝名义谕礼部：“方今天下一家，满汉官民皆朕臣子，欲其各相亲睦，莫若缔结婚姻。自后满汉官民有欲联姻好者，听之。”多尔衮的大统一中国、“满汉一家”的思想，难能可贵。
乾隆帝确是一位伟大的明君，他专门发布诏谕，肯定多尔衮首先统兵入关，“抚定疆陲，一切创制规模皆所经画。寻即迎世祖车驾入都，定国开基，成一统之业，厥功最著”，并称每览《实录》中所载其言行，“未尝不为之坠泪，则王之立心行事，实能笃忠荩、感厚恩，深明君臣大义，尤为史册所罕觏”，断然否定了多尔衮有谋逆之心，“实为宵小奸谋，构成冤狱”。因此，下诏为其昭雪:复睿亲王爵，由其五世孙袭爵，并配享太庙，重修茔墓。其封爵“世袭罔替”，成为清代八家铁帽子王之一。沉冤一百多年以后，多尔衮得到彻底平反昭雪。
如果说清朝能够保持江山三百年不易主、盛世清廉，除了康雍乾等大部分皇帝是英明的以外，清朝的民族政策是最为成功的法宝，而奠定了清朝民族政策的奠基人则是多尔衮。
纵观多尔衮的一生，谋勇兼备，能重用汉族谋臣和将吏。统兵驭将，赏罚分明。尤其是在清朝统一中国的问题上，他有着卓越的见识和胆量。
回望三百七十年前甲申年，为何形成两朝灭亡一朝兴的局面？人物性格决定了人物命运，领袖人物的性格、胸怀决定了国家的命运。李自成、张献忠、吴三桂和多尔衮，他们性格不同、胸怀不同、眼界不同，其结果各异，他们领导的军队和国家，也因他们性格和胸怀的不同而各有各的命运。无疑，大清朝因为有了多尔衮，才有了统治中国近三百年历史的基石。
“三百年了，种族的遗恨幸已消除，而三百年前当事者的功罪早是应该明白判断的时候。从种族的立场上来说，崇祯帝和牛金星所犯的过失最大，他们都可以说是两位种族的罪人。而李岩的悲剧是永远值得回味的。”这是郭沫若先生《甲申三百年祭》精妙绝伦的结尾，至今读来仍然感慨万端，吾之文章结尾亦想效仿之。
三百七十年了，种族的遗恨幸已消除，而三百七十前的当事者的功罪是应该拨乱反正的时候了。从种族的立场上来说，努尔哈赤和多尔衮所做出的贡献最大，他们不仅仅是种族的英雄，更是整个中华民族的大英雄。反观李自成、张献忠、吴三桂种种“德政”，是应该令我们永远铭记和深思的——
甲申两朝相继亡，
史海钩沉笑尔狂。
自古揭竿患一病，
功败垂成腐败殃。
排难坐镇见佛心，
治乱撑天堪虎将。
案前愤读慷慨句，
善得民心定三疆。
以史为鉴，可以知兴替；甲申年留给我们的教训是深刻的：决策于不仁者险，致安之本惟在得人矣。
原文同步刊于《满族文学》2018年4期
编辑·制作王雪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