周盛俊杰赵二军谈其父亲阳叔-恳谈
周盛俊杰
2012年，元月一日，新年伊始的第一天，接到圣观大法师来自海南三亚的电话，说今晚要宴请赵二军先生，希望我能够作陪，他正从三亚乘飞机赶回广州，地点安排在广州珠江新城临江大道东的“六合茶居”。这次是我第二次见到赵二军先生。上次见到他是 2011年11月7日。已经快两个月了。 傍晚，等我赶到六合茶居的时候，圣观大法师与赵二军先生及其太太已经在黄山房等候多时了。二军先生衣着很朴实，但看上去很显年轻，身体很硬朗。满头的乌发，又粗又硬，表情刚毅。他的谈锋很健，是口才极好的那种。这次我们是没有任何目的的一次轻松的聚谈，是作为新年伊始，朋友相会，大家谈点人生，拉拉家常。当然，我们更感兴趣的是二军先生眼中的父亲形象。
阳叔曾经亲口对儿子赵二军这样说：我们这个党是值得怜悯与同情的一个大党。世界上别的国家的党，是居安思危，而我们这个党却是居危思安。是“文革”让他有这样的大彻大悟的。
阳叔出生于1919年的河南滑县，小学在老家读完，上过私塾，中学生阶段开始接受现代教育，是在武汉读完的。从1932年入团，1938年入党，那时他其实并没有什么共产主义思想，要去为实现共主义奋斗终身之类，更没有想过将来会有机会当党的总书记。他只是感觉当时日本人入侵，国破家亡，社会动荡，灾难深重，国家没有什么前途，自己也没有任何希望。因此那时他参加革命，实在是想为自己寻找一条出路，而这条出路就是在那特定的时代里被命运安排的。那时作为青年的阳叔其实与中国绝大多数热血青年一样，都是想有所作为。至于对革命的道理与中国社会其实了解得并不多。人在没有出路的时候，就会思想着变化，总有企图变革的愿望。这个人类法则是永远不会变的。如果今天的年轻人，用三代人的积蓄，再加上自己今后三十年的按揭，也无法买起自己的房子，活得没有尊严，没有希望，那是要令人绝望的。社会动荡常常就在这样的时候发生。
阳叔在建政之后来广东工作对他的思想改变产生了很大的触动。广州是中国唯一一个在二千多年时间里，从来没有完全封闭的一个城市。即使是明清那样严令禁海时期，广州也是仅有的一个能够通商的口岸，可以与外界进行比较自由的交流。香港成为英国的殖民地之后，广州更是一个对外交流的窗口。即使是“文革”时，全国完全禁止对外交流，几乎完全与国外隔绝的时候，广州也还保留了广交会，即使是“文革”最动乱的时候，这个广交会也没有中断过。阳叔在广东有近二十年的工作经历，广东与香港毗邻，但是由于两个地方执行完全不同的制度，香港以资源贫乏的小渔村，变成了世界的金融中心之一，而广东还不能够摆脱饥饿与贫困，阳叔在广东主政期间发生了几次大规模广东边境偷渡冲关事件，这对阳叔的触动也是非常大的。当然，在那样的极左思潮年代，阳叔也不可能完全能够幸免那个时代留给他的影响。但是“文革”确实是让阳叔大彻大悟的一个事件。那时，他已经是广东省委第一书记，受到的冲击是可想而知的。造反派要他交权，他想了一个办法，对造反派说，交权可以，但是交权的方式有两种：一种是现在就完全交给你们，让你们自己去管理，我们完全靠在一边；第二种就是我们接受你们监督，事情还是由我们来做。因为考虑到你们没有管理经验，我们愿意用我们的经验来做点事情。造反派都是二十几岁的娃娃，当然没有管理一个省的经验，因此，只好同意他的第二个方案。这就是“文革”初期遭受周恩来批评的所谓的“主动交权”事件。其实，这是在那样的年月里，没有办法的一种生存策略。
阳叔生前不止一次说过，是“文化大革命”让他大彻大悟。他说，从前自己是在台上的，有整人的权力的时候，从来不会感受到被人整是什么滋味，那种丢掉人格，没有尊严，践踏人性，受尽屈辱的那种感觉，如果不是因为社会动荡不安，位置调换，是很难体会到的。阳叔一生不整人，更从来不从后面下手害人。一生光明磊落。那是当时受到批斗的时候，他感受到了作为一个人的生命的脆弱、孤独与无望。当他是权力的拥有者时，他感受到了力量，但是，当他失去权力的时候，他感受到了脆弱。拥有权力时的人们前呼后拥，失去权力之后的生命毫无保障感。从前因你的权力而在你面前备加恭维的人，在这个时候，就可能变成你的敌人，主动站出来揭发批判你，使你防不胜防。阳叔尽管在“文革”时备受冲击与打压，但是，他重新执政之后却对当时的造反派，年青人却采用宽大处理，给予改正的机会，从来没有过报复心态与报复的行为。因为，他认为年青人是无辜的，是受时代潮流的影响，是大势所趋，不是个人品格的问题。需要反思的是产生那种罪恶的制度。
“文革”十年的阳叔，是一个遭受洗礼，重新反思的阳叔，这种反思，在他执政四川时期就有充分的表现。在“文革”还没有结束时，他就在四川实现了：把种地的权利还给农民；把常识还给常识；把人当人来尊重。那时他已经认识到会产生“文革”的体制肯定是很有问题的体制。一个让人饿肚子的制度，肯定是出了问题的制度。一个可以随意践踏人性，剥夺人的生命，从平民百姓到官僚阶层再到最高领袖都人人没有安全的社会肯定是不正常的社会。这是阳叔要进行经济改革与政治体制改革的思想基础。
人是有良知的，人的良知，如果不被故意蒙蔽与扭曲，那么他仅仅凭自己朴素的人生经验，就会判断出哪里出了问题。而一个正直善良的人，一定会反思那种制造人间罪恶的体制。当一个民族遭受灾难的时候，需要有人站出来做点事情，有点使命感与责任担当。人总是会死的，死的时候留下一点对子孙后代的幸福有益的东西，这才对得起列祖列宗，对得起子孙后代。人在大彻大悟之后，在人的良知的驱动之下，有时在得失进退之间已经无需再犹豫了。
佛说：众生平等，基督说，爱人如已。不是佛教徒，也不是基督教徒的阳叔先生，却凭自己的人生阅历与切身感受，悟出了这些道理。
晚餐吃得非常朴素，而且量也不是很多，这次其实是几乎不剩下多少菜了。我看了一下餐桌上，只剩下了一个鱼头与一个鱼尾巴，二军太太还是拿出饭盒打包拿走。二军与太太每次来聚餐，几乎都要带上几个饭盒，把吃剩余的饭菜带回去下餐吃。这是他们从小不浪费任何食物的家教，即使他父亲作总理与总书记的时候，他们家也是这样做的。
晚餐回来，我想起了犹太教里的一个寓言故事，《什么是成功》，是这样说的：从前，有一只狮子，又老又在患病。它的生殖器患了病，因而它精神很痛苦，它的命运很难确定，不知是会活下去还是会死亡。在这只狮子的病痛中，远在天边的所有家畜和兽类都来看望这只狮子。其中一些是出于爱护来看望病情，一些是来观其痛苦，一些是搂替它的统治，一些是来了解在其之后谁会成为统治者。
狮子病得十分厉害了，它已不能够表示它是活着还是死去了。牛走过来并以角抵伤它，试它的力气是否已用光耗尽；小母牛用它的蹄子踩它；狐狸用其牙齿咬它的耳朵；母羊用尾巴刷着髭，并说道：“它什么时候死？它的名字也会消亡吗？”而公鸡去啄它的眼睛，并啄碎了它的牙齿。
这时，狮子的灵魂又返回了它的躯体。当它看到它的敌人在幸灾乐祸地注视着它时，它喊道：“哎呀，当我信赖的管理者看不起我时，当我的权力荣誉不再为我所有时，往日的奴仆就在我头上称王称霸了。以前爱戴我的人现在也变成了我的敌人。”
这个寓言说明，当一个人具有财富和荣誉时，他的朋友都尊敬他。但当灾难降临到它身上时，当他失去势力和丧失地位时，这些爱戴过他的人就会离开他。（故事来源：贺雄飞著，《迷途指津——犹太笑话中蕴藏的成功法则》，上海三联书店，2012年1月版，第193页。）
中国经历“文革”的领导人，几乎都有类似的感受，但是，你不要指望人性的改变，就像这个寓言故事所说的，你不要指望兽性的改变一样。我们能够改变的只有规则与制度。一个领导者要改变他失去权力与意味着失去尊严，甚至失去生命的命运，唯一的办法就是改变狮子式的兽王地位与称霸作风。只有狮子被关进了铁笼子里的时候，那些百兽才不会在它得势之时与失势之后持完全不同的态度。刚过去的一年里，卡扎菲暴死街头，比寓言中的病狮其实还可怜。但是，当他不可一世的时候，可曾想过有今天的下场？那些杀死他的暴民不是他几十年时间里亲自培养出来的？
在中国，有过类似阳叔那样经历的领导人确实不少，但是，能够悟出狮子命运的人确实不多，能够身体力行的就更少，但是阳叔先生就是这样一个人。今天四十岁以上的人在生命的深处，是不可能抹去那些记忆的，因为那些记忆已经与自己的青春热血早已经融合在一起，难分彼此了。
我们还就一些学术思想问题作了探讨。赵二军先生非常健谈。以下是他谈的要点：1、当全世界的政治领袖都在居安思危的时候，我们的一些领导却在歌舞升平、居危思安。这大约也算是一种中国特色吧。
2、政治家要求赢在当下，思想家却要求赢在未来。政治家要求迎合乌合之众，思想家要求卓尔不群。政治家靠权力改变社会，思想家靠观念影响大众。政治家利用大众的愚昧，思想家启迪愚昧的大众。政治家借用流行的观念，以达到自己的目的；思想家批评流行的观念，找到新生的力量。政治家以成王败寇论英雄，思想家以思想魅力见功夫。他们的边界线一般来说是清晰的，思想家如果成了政治家，一般都是悲剧性人物。政治家如果是思想家，社会必然变革。
3、学生干部是一个好干部。好在最为安稳，听话，服从。如此理解，中国的事情便一切都可以理解。
4、一个国家的政治，一旦被诉诸武力解决问题争端，那么，一切道德文明都将免谈。最无耻、最罪恶的事情都做过了，一个人还需要遮羞布吗？在中国权力的祼奔时代，就是从那场暴力开始的。伪善其实也是一种善，一个人只要一直伪下去，至死，那个遮羞布也没有被揭开，那么，这个伪善就可以转变成了真善。
一个成熟的民族，会上下一致小心翼翼地维护着这块遮羞布。不要轻易被撕破。文明的底线就是那个非暴力。一旦突破了这个非暴力界线，那么，遮羞布就不存在了。
5、“不成熟的男人愿为某种事业英勇的死，成熟的男人愿为某种事业卑贱的活着”。这是《麦田守望者》里的一句话，很经典。其实，一个民族如果动辄暴力革命，追求悲壮而死，其实也是一种不成熟的表现。温和、理性、刚健而执着地去做一件件小事，通过这些零碎的小事来促进社会的良性变革，才是一个成熟民族的特征。因此，英国人，相对于法国人就更为成熟一些。英国人的理性克制，压倒了法国人的热情冲动。英国人做事，追求细节、理性与技术上的可行性，因此，英国不容易出现雄才大略式的野心家，出不了拿破仑式的人物。但是，这是英国的幸运，而不是英国的失败。
6、法国的拿破仑曾经这样对国会说：“我通过改革天主教，终止了旺代战争；通过变成个穆斯林教徒，在埃及站住了脚；通过成为一名信奉教皇至上的人，赢得了意大利神甫的支持；如果我去统治一个犹太人的国家，我也会重修所罗门的神庙。”（古斯塔夫.勒庞著,严雪莉译，《乌合之众》，凤凰出版社，2011年7月版，第50页。）因为拿破仑的目的不是信仰，而是统治有效。
因此，圣观大法师说，中国最尊崇孔子，最推崇儒家的三种人，第一是元朝的皇帝，元大德十一年（1307年）九月，刚即位不久的元武宗加封孔子“大成至圣文宣王”。元朝对孔子的尊崇立即超越了唐、宋两代，因此，把孔子加封到最高的地位。加封文是这样的：“上天眷命，皇帝圣旨：盖闻先孔子而圣者，非孔子无以明；后孔子而圣者，非孔子无以法。所谓祖述尧舜，宪章文武，仪范百王，师表万世者也。朕纂承丕绪，敬仰休风，循治古之良规，举追封之盛典。加号大成至圣文宣王，遣使阙里，祀以太牢。于戏！父子之亲，君臣之义，永惟圣教之尊；天地之大，日月之明，奚罄名言之妙？尚资神化，祚我皇元。”
其次是满清入关之后的清王朝，康熙雍正都是极力推崇者，最后是二战时侵略中国的日本皇军。为什么这些外来的侵略者要对中国的孔子与儒家那样推崇，而且最为卖力？其实说到底这是一种愚民统治术。这与拿破仑当年在欧洲西处侵略扩张，所到之处，都去敬当地的神，修当地的庙，大力推广当地百姓迷信的对象是一样的道理。如果一个外族要灭中国，最好的办法就是让中国继续儒化，这有几个好处，一是可以让中国人继续弱国愚民，二是可以趁机借尊孔读经，装扮自己，让中国人误认为那些入侵的外族才是真正的孔孟之道的正统继承者。
在中国，那些动辄要人尊孔读经（自己倒不一定读），并且要以孝治天下的人，如果不是笨伯，那确实是一些心术很邪恶，动机很可怕的人。我不能够说尊孔崇儒的人都是坏人，但是，在中国，有文化的坏人确实比较容易倡导这个。目的很清楚，那就是如果没有成功，成为人上人，则借这个人取得成功，成为人上人；如果成功了，成了人上人，则要借这个保住自己的特权。
7、一个被儒术完全儒化的民族，后果只能够是出现愚民与懦夫，即使是自己的妻子被人当面强奸，也不敢吭声。因为，作为男人被儒化即奴化之后是没有血性的，同时，一个社会被儒化之后，这里也不可能会有什么公理与公正及正义。因为，在这里官僚特权横行霸道，贪污腐化遍地开花，没有一个可以说理及伸张正义的地方。即使GDP数字上来了，又能够改变什么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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