周盛俊杰谢政伟：鲁迅辑校谢承《后汉书》琐议-汉语史与文献学微刊
周盛俊杰 鲁迅辑校谢承《后汉书》琐议
谢政伟
(蚌埠学院 文学与教育学院，安徽蚌埠 233030)
摘 要：鲁迅对谢承《后汉书》的辑校明定是非且简明精到，善参他说以有效勘误，有效引补以充实文意，如实存疑而不加臆改，尽可能恢复其原貌，体现出谨严的治学态度和求真的研究精神。但其中一些误辑、漏辑、失校等疏失尚待进一步完善订正。
关键词：鲁迅；谢承;《后汉书》；辑校；特点；疏失
鲁迅先生非常重视古籍整理工作，并为之投入了不少时间和精力，其整理古籍的成就主要体现在辑佚、辑录及勘误等方面，涉及小说传奇、诗文集、乡邦文献等诸多内容。三国时期谢承撰写的《后汉书》就是鲁迅辑校的史籍之一。此书至宋代已不传，其遗文散见于范晔《后汉书》《三国志》裴注及《北堂书钞》《太平御览》等类书中。清人姚之骃搜集到其残存篇章，辑成四卷辑本，后来学者孙志祖和汪文台又分别进行了订补。鲁迅在以上辑本的基础上进一步订补，且参引有关史料加以缜密校勘订正，共辑得六卷，前四卷依范晔《后汉书》纪传次第，后二卷为不见于范晔《后汉书》的人物。鲁迅就此辑本撰序曰：“案《隋志》录《后汉书》八家，谢《书》最先，草创之功，足以称纪；而今日逸文乃仅藉范晔《书》，《三国志》注及唐宋类书以存。注家务取不同之说，以备异闻。而类书所引，又多损益字句，或转写讹异，至不可通，故后贤病其荒率，时有驳难。亦就闻见所及，最其要约，次之本文之后，以便省览云。”[1]3不过，此辑本在鲁迅生前并未印行，直到1999年才收录于由林辰、王永昌先生编校的《鲁迅辑录古籍丛编》第三卷。今以其为版本依据，谨就其辑校特点及遗存问题略加说明。一、辑校特点
(一)明定是非，简明精到
由于谢承《后汉书》至宋代已不传，要从不同古籍中准确钩沉是一件既费力又费心的事情。鲁迅在辑录谢承《后汉书》的过程中颇显其古籍校勘功力，对辑文往往能明定是非且校勘简明精到。例如，卷六“刘勤”条是鲁迅据《太平御览》卷698辑得：“江夏刘勤，字伯，家贫……因弃不食。仕至司徒。”鲁迅出注：“案东京司徒无江夏刘勤其人。惟夏勤字伯宗，九江寿春人，安帝永初三年为司徒。疑此文夺九字宗字，又衍刘字也。惠氏栋《后汉书补注》亦径改夏勤。”[1]183据此校注，则所辑文句当订正为“九江夏勤，字伯宗，家贫……”，《太平御览》引文谬之甚远。同卷“盛吉”条由鲁迅据《北堂书钞》辑得：“时陇西太守邓融以职被罪。”鲁迅直接于“职”后出校：“当作赃。”[1]173其中“以职被罪”似不通，疑“职”“赃”二字繁体形近致误，此注予以校正，避免误读。为散佚的史籍辑校，重要的一点就是去伪存真而不违背史实。因此，在校正谢承《后汉书》中相关人物姓氏、名字等方面，鲁迅既用心又细心，其校注有理有据，简明精到，而不作繁琐的考证。例如卷六“范充”条辑自《太平御览》卷825：“南阳范充，为吴桂阳太守。”鲁迅出注：“案《范书·卫飒传》称南阳茨充代飒为桂阳，注引《东观记》云：‘充字子河，宛人。’此作范充，盖传写之讹。”[1]177又据范晔《后汉书》注辑得“王奂”条：“奂字子昌，河内武德人。”鲁迅引孙志祖注：“子炳即奂字，与《谢书》异。”并下注曰：“案昌或昺字之讹。”[1]168卷二“杨奇”条辑自《太平御览》卷181：“杨奇字公挺，震之玄孙。”鲁迅出注：“案《范书》本传云：‘震长子牧，牧孙奇。’则当作曾孙，此误。”[1]59鲁迅据《北堂书钞》卷59辑得“王昉”条，又核《华阳国志》记作“任昉”，因径直将“王昉”改为“任昉”。[1]176鲁迅据《北堂书钞》卷75辑得“虞因”条，并出注：“案因当作国，见《艺文类聚》九十一引《会稽典录》。《唐类函》作虞延，甚非。”[1]175鲁迅据《文选》注辑得“黄他”条，然而查核范晔《后汉书》乃黄琬之事，于是出校：“他当为琬字之讹。”[1]69如此等等，不一而足，皆鲜明体现鲁迅的校勘功力。
(二)参引他说，有效勘误
为做好古籍整理工作，鲁迅极为用功，其搜集材料甚夥，这从其所辑谢承《后汉书》注文中大量的征引资料就可见一斑。其在校勘中虚心吸收前人研究成果，能够旁征博引，择善而从，有效地勘正一些讹误，使辑校具有很强的说服力。例如，鲁迅据《北堂书钞》卷63辑得“宋均”条，基于清人何焯《义门读书记》已明确指出宋字乃宗字传写之讹，鲁迅依据何氏之说直接校改为“宗均”。[1]36其据《初学记》卷12辑得“傅翻”条：“傅翻字君成，转谏议大夫。天性谅直，数陈谠言，武帝嘉之。”鲁迅于其后引孙志祖注曰：“武帝，疑光武之讹。”[1]142其又据《北堂书钞》卷139辑得“赵峻”条：“峻字伯师，下邳徐人也。”[1]161其中“徐人”原讹误为“余之”，鲁迅据孔广陶校注《北堂书钞》而改正之。其又据《北堂书钞》卷63“张奂”条：“羌性贪而贵吏清，前有八都尉，率好货财，为所患苦。及奂正身洁己，威化大行。”[1]77其中首句原作“羌性贪而清”，甚为不辞，“贵吏”二字乃据汪文台辑谢承《后汉书》而校补。如此善于借鉴他人之说加以勘正，既省去重复的不必要的考订工作，又保证了辑校的质量。
(三)有效引补，充实文意
谢承《后汉书》遗文散见于其他文献，难免会出现文句不全不通、或脱或衍等问题，鲁迅在辑校时结合有关文献进行合理拼补，文字或繁或简，以求文意通顺完整，尽可能恢复史籍的原貌。顾农先生曾高度评价说：“鲁迅辑校古小说最见功力是做了大量的拼补工作。古小说往往有同一则而各书分别引用一些片段的情形，支离破碎，不易窥见该则全貌。鲁迅在辑校时把这些碎片拼补起来，神妙地恢复了他们的旧观。”[2]126这一特点在对谢承《后汉书》的辑校过程中也同样鲜明。例如，鲁迅据《北堂书钞》辑得“周章”条：“周章为郡功曹，拔佩刀。”仅有9字，文句过于简单。鲁迅出注：“其文不全，今以《范书》本传补之。”[1]25引补后的文意较为丰富，对有关史实也进行了必要的交代。有时引补三言两语也显得独到。例如，其据《北堂书钞》辑得一文：“宋为颍川太守，市无二价，道不拾遗。”[1]111鲁迅据《艺文类聚》卷65引华峤《后汉书》于“宋”后补一“登”字，这样就有效地避免了读者将“宋”误解为其人名。其又据《初学记》卷20辑得“冯鲂”条：“冯鲂孙石，为侍中，稍迁卫尉。”[1]21其中“孙石”二字乃鲁迅据汪文台校注加以引补，否则作“冯鲂为侍中”与史实甚为不合。其又据《北堂书钞》卷75辑得“吴祐”条：“吴祐迁胶东相。有男子毌丘长与母俱行，道遇贼，奸辱其母，遂杀之。”[1]74其中“毌丘长与”乃鲁迅据范晔《后汉书》引补。若无此补，则“有男子母俱行”似不通，且前文未出现“毌丘长”，则下文“追捕得长”就显得尤为突兀。
(四)如实存疑，不妄臆改
鲁迅在辑录谢承《后汉书》时遇到异文若一时难定是非，则选择存疑而不妄改，并在注文中具体标明，同样鲜明地体现出其谨严的治学态度和务实的研究精神。例如，鲁迅据《艺文类聚》卷50辑得“李焘”条并出注曰：“《书钞》《御览》并作李寿。《侯鲭录》作李寿长。”[1]164据《太平御览》卷833辑得“孙期”条：“孙期字仲式，事母至孝。”并出注：“《范书》云：‘字仲彧。’”[1]110据《续汉书》注辑得“陈宣”条：“陈宣字子兴。”并于“兴”后出注：“《御览》一作舆，一作建。”[1]139此注点明相关人物在不同文献中记载不一，留待读者甄别。其又据《北堂书钞》卷135、《太平御览》卷711辑得“苏章”条：“苏章字士成，北海人。”并出注曰：“案《范书》别有苏章字孺文，扶风平陵人。”[1]190至于二者所记是否一人，亦留待读者考证。又其据《北堂书钞》卷147、《太平御览》卷860辑得“沈景”条：“沈景字张，为河间相，恒食干糒。”鲁迅于“张”后出注：“疑夺一字。”[1]181据《书钞》卷101辑得“陈长”条：“陈长次君渊，昼则躬耕，夜则赁书，以养母。”鲁迅出注：“当有误。俞氏《唐类函》作陈常字君渊，疑亦臆改。”[1]170这些存疑鲁迅均暂未详考，故留疑不妄加臆改，也鲜明地反映出其求真务实的态度。二、遗存的辑校问题
(一)辑录方面
鲁迅在辑录谢承《后汉书》遗文时可谓谨严细微，但由于遗文辑录工作本身具有的难度，因此其在辑录过程中难免会存在少许问题。一是遗文误辑或出处不明。比较常见的情况就是将同样散佚的谢沈《后汉书》遗文误辑入谢承《后汉书》中。例如，鲁迅据《太平御览》卷502辑得“符融”条。今核《太平御览》此辑文，其后记作“谢沈书”[3]2295，鲁迅似乎误辑。林辰、王永昌两位先生已就此类问题具体加以注明，此不赘述。此外，还有一些辑文出处不明，鲁迅暂依其他辑本将其归入谢承《后汉书》。例如，据《北堂书钞》卷102辑得“桓谭”条，鲁迅出注：“案《书钞》引《后汉书》不著撰人，而诸辑本并有之，今亦依录。”[3]16这些辑文是否出自谢承《后汉书》，还有待学界进一步加以证实。二是遗文漏辑问题。第一，人物某些方面记载的漏辑。例如，何良俊《语林》卷一“德行”篇注引谢承《后汉书》曰“闵贡字仲叔，太原人”[4]25，而鲁迅所辑少“太原人”这一内容[1]196。第二，完全漏辑某人物。例如，《语林》卷一“德行”篇注又引谢承《后汉书》曰“司马均，字少宾，东莱人”[4]39，《艺文类聚》卷98引谢承《后汉书》曰“吴郡陆闳为颍川太守，致凤凰甘露之瑞”[5]1697，而鲁迅在辑校时皆未加收录。
(二)校勘方面
尽管林辰、王永昌两位先生已就鲁迅所辑谢承《后汉书》存在的问题进行了不少的校正，但目前还遗存一些校勘问题有待进一步订正完善。一是一些讹误有待校正。例如，鲁迅据《太平御览》卷515辑得“郭躬”条：“郭贺字惠公，颍川阳翟人也。父镇廷尉，以功封定疑侯。”[1]44今核《太平御览》作“定颍侯”[3]2344，又核《后汉书》卷46《郭躬传》，亦作“定颍侯”[6]1545。“疑”或“颍”之形误，当校改。鲁迅又据《北堂书钞》卷73辑得“周嘉”条：“嘉为太守张敞主簿。汝阳剧贼欲斩太守，嘉抱之号泣，得以生易死也。”[1]118不过《后汉书》卷43《何敞传》记载何敞“迁汝南太守”之事[6]1487，且《后汉书》卷81《周嘉传》曰：“嘉仕郡为主簿。王莽末，群贼入汝阳城，嘉从太守何敞讨贼，敞为流矢所中，郡兵奔北。”[6]2676疑“张敞”为“何敞”之误，当校正。二是一些异文待定是非。例如，鲁迅据《艺文类聚》卷19辑得“刘陶”条：“刘陶除枞阳长，以病免。吏民思而歌之，曰：‘悒然不乐，思我刘君。何时复来，安此下民。’”[1]62鲁迅于“枞”后下注“《范书》作顺”，但未定是非。今核《太平御览》卷465引《后汉书》记作“顺阳长”[3]2137，郑樵《通志》卷111记此事作“顺阳长”[7]1630，严可均《全后汉文》曰：“陶字子奇，一名伟，颍川颍阴人。桓帝时游太学，举孝廉，除顺阳长。”[8]830当以范晔《后汉书》为是。鲁迅又据《太平御览》卷502辑得“杨后”条：“杨后字仲桓，广汉人。潜身薮泽，耦耕诵经”[1]195，并于“后”下注“《范书》作厚”，亦未定是非。此亦当从范晔《后汉书》以“杨厚”为是。严可均《全后汉文》曰：“厚字仲桓，春卿孙。”[8]531何焯《义门读书记》亦曰：“仲桓，杨厚字也。”[9]401皆可证。又如，鲁迅据范晔《后汉书》注辑得“何汤”条：“上微行夜还，汤闭门不纳，更从中东门入。明旦，召诣太官赐食，诸门侯皆夺俸。建武十六年，夏旱，公卿皆暴露请雨，洛阳令著车盖出门，汤将卫士钩令车收案。”[1]144今核范晔《后汉书》卷37《桓荣传》李贤注引谢承《后汉书》，却作“建武十八年夏旱”[6]1250，且中华书局编辑校勘记曰：“汲本、殿本‘十八年’作‘十六年’。按：光武纪建武十八年夏五月旱，是做‘十六年’者误也。”[6]1270陈高傭《中国历代天灾人祸表》即列及“光武帝建武十八年”“五月，旱”等史实。[10]88疑“十六”为“十八”之形讹，亦以后者为是。
当然，古籍辑佚是一项既繁琐又艰巨的工作，要对散佚的谢承《后汉书》进行全面彻底辑校也非易事。鲁迅先生对谢承《后汉书》的辑校使其尽可能恢复了原貌，为古籍整理工作树立了榜样，其谨严的治学态度与求真的研究精神在当今学界更是显得弥足珍贵，值得大力弘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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基金项目：2016年安徽省高校优秀青年人才支持计划重点项目(gxyqZD2016351)
作者简介：谢政伟(1975- )，男，湖南衡阳人，蚌埠学院文学与教育学院副教授，主要从事古籍整理等研究。
文载《嘉兴学院学报》 2017年第2期 第69-72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