周盛俊杰谢幼田：反对袁世凯称帝的湘人精神（一）-巴蜀全书
周盛俊杰十九世纪末，中国农村日益凋敝，西方列强控制中国财经命脉，满清的腐朽，使得读书人普遍感到，满清统治是一切问题的总根源。当这些成为一种流行思想时，社会变革的日期就临近了。社会的精神文化，即所谓道心，是社会精英普遍具有人生和社会理想，其实践活动就引导了社会变革的方向，而不是基于吃喝需要的自然之心。辛亥革命以后几年，湖南人的文化精神，就影响到那时候全中国的历史的变革风云，湖南人在辛亥革命之后几年所出现的人物，也成为那时候中国历史的中心人物。
宋教仁像
湖南的地理位置恰恰在南北之间。湖南的南边是广东，是近代新思想的来源，康有为老早就在香港目睹了不同的文化世界，之后在广州办万木草堂传播新思想，梁启超原籍是广东新会，但其最具有影响力的办学却在湖南；孙中山周围的人广东人最多，大多数反对满清统治的武装起义都发生在沿海；北边的北京，是皇家所在地，愚蠢狡猾的慈禧在那里长期执政，也是满脑帝王思想的袁世凯呼风唤雨之地，北京是那时候保守思想的大本营。湖南受到两边的影响，既有筹安会主角杨度，又有黄兴、宋教仁、蔡锷、覃振等豪杰。事后看，作为主流，这时候湖南人的影响更多是正面的。辛亥革命以后，最根本的问题是复辟和反复辟，这些历史人物必须放到历史的大格局中来检验。无论如何，推翻千年帝制，建立亚洲第一个共和国，是孙中山领导辛亥革命的历史性功劳。黄兴则是则是仅次于孙中山的领袖和最重要的助手，几个湖南人则在反对袁世凯复辟的抗争中，成为最重要的角色。
新儒家之一的徐复观指出，太平天国是文化之战，是曾国藩为代表的湖南士绅具有一种忧患意识“戒惧”，而出来安天下；而且与全社会一致，所以由农民组成士兵，由读书人所领导指挥，打败了洪杨。这是湘人精神在十九世纪最早的闪光。徐复观说：“中华民族之所以能发展为这样大的一个集团，并不单是种族的繁衍，而主要是文化的凝铸。洪杨的……文化背景，则是半生不熟的天主教，是和他的武力政权结合在一起。这便是肯定了民族的躯壳而否定了民族的灵魂，便也淹没了民族的躯壳。于是对中国的历史文化，有真正责任感的人，遂起而作‘卫道’之战。”（徐复观：《学术与政治之间》，台北：台湾学生书局，1985年，第15页。）湖南的农民，不是为了土地而战，不是去抢夺土地拥有者的财产，而是和士绅，以及他们的代表者曾国藩一起组成浩浩荡荡的湘军，去对付那些以要求土地的名义而组成的暴力力量。这和大半个世纪以后农民运动的基本诉求完全两样。
袁世凯像
同样，袁世凯先打击革命力量，由独裁而皇帝。几个湖南人黄兴、宋教仁、蔡锷登高一呼，震撼天下。这当中当然有一种文化精神在主导。这核心就是曾国藩以后的以天下为己任的人生论的流行，由谭嗣同、唐才常的鲜血进一步刺激焕发出来的，而有强烈反对独裁帝王制度的共识。杨度虽然是湖南人，他所生活的北京，一直是帝王思想的老窝子，他与湖南文化精神是脱节的。
本来，孟子早就提出人皆可以为尧舜，《大学》提倡在道德面前人人平等，无论天子庶人皆以修身为本。这影响到中国式的佛教，有“一阐提人皆可成佛”，普渡众生成为佛教的重要信条。到了理学大家张载的《西铭》，里面主张“民吾同胞，物吾与也”，读书人要把社会中的弱势群体，譬如鳏寡孤独都当作自己的兄弟姊妹。明清之际的黄宗羲在《明夷待访录》中的“天下为主”，“君为客”，这些深刻的人文关怀非常深入人心，使得之后的各个朝代无论社会生活如何动荡，读书人都反而信仰孔孟之道更深。清末西方侵入引发的社会危机，使得中国的读书人空前感觉得天下事就是自己事，许多人都认定推翻满清是拯救中国免于被列强瓜分的手段，纷纷投入清末民初的大变局中。袁世凯把主张议会政治最有力的宋教仁暗杀了，使得不仅仅孙中山领导的国民党，连梁启超领导的进步党，甚至满清的开明官僚都起来反对帝制。反专制思潮在湖南蔓延，并且付诸行动，就是湘人精神。
谭嗣同像
在维新变法时，湖南就是一个很活跃的省份，梁启超教出大批杰出学生的时务学堂就在长沙，而湖南人谭嗣同的牺牲则深深地影响了一代湖南的精英；四川人邹容的革命军和湖南人陈天华的呼声几乎响彻了神州大地；而且黄兴1902年留学日本就开阔了眼光，很早就成为了共和政体的拥护者。他回国以后，在长沙建立了革命组织华兴会。黄兴加入同盟会以后，是大多数武装起义的指挥者，中华民国刚刚成立的新政府，黄兴则为陆军总长。从陈天华的惊雷一声到黄兴血染黄花岗，是湖南人在良知支配下的知行合一体现。明亡后王船山被迫躲入偏僻之处，以著述影响天下，而辛亥革命前的湖南，已经成为以行动改变天下的时代，这是湘人精神的又一特点。
梁启超、蔡锷师徒在反对袁世凯称帝中的合作，是湘人精神在历史天空中的又一道闪光。民初国会，梁启超和国民党结下了怨恨。国民党那时候在国会有绝对的优势，以梁启超为领袖的进步党则无可奈何。但是议员们远远没有西方民主制度中议员的基本素质，而是动不动就以身体抗争。梁启超于是想要借助袁世凯的力量压制国民党。袁世凯实现独裁的第一步，是收缴国民党议员的议员证，梁启超是拥护的。可是因此不仅议会的多数没有了，国会也就人数不足不能够存在，梁启超帮助了袁世凯独裁的大忙。不过，这也促成了梁启超走上反对袁世凯的道路，他的学生蔡锷十六岁就在时务学堂成为梁的得意门生，梁启超东渡日本，蔡锷再度追随，蔡锷进入士官学校就是由梁启超请日本人担保的。反袁虽然有居正领导中华革命军在山东潍坊一战震动天下，但是蔡锷的护国军成功地进入四川，其力量和影响都比较更大。这是继黄兴之后，湖南人再次在中国历史舞台唱主角。这促成了袁世凯倒台和死亡。
蔡锷像
尤其是宋教仁为之奋斗的议会政治，在帝王政治黑云总是聚集在中华大地的天空时，释放出民主政治的灿烂光芒。宋教仁把五个小党合并成为国民党，打算实行内阁制，以议会之力约束权力。袁世凯的帝王思想刚刚暴露之时，宋教仁主张以自然内阁约束之，于是袁世凯决定暗杀他。宋教仁的成长，到23岁加入同盟会以前，他主要因为传统文化的影响，而产生了民主思想。
20世纪70年代，一个在澳大利亚大学远东史学系研究宋教仁多年的学者，他认为宋教仁的民主思想，是因为他早年在湖南接受了儒家思想的影响：“1904年宋教仁参与了华新会以及湖北的科学补习所的工作，而展开革命的生涯，当时他22岁。在这段时期，有关他的著述能找到的很少，因此极难窥知其当年内心的思维。似乎，他之所以加入革命组织，也正如其他革命志士一般，主要在于种族主义和反满的情感。当然，或许也因为他已经有了一些模糊的民主观念。然而，对被蹂躏同胞的怜悯，对满人目无法纪的愤慨，以及阳明哲学带给他的直观思想及性善论，足以引发其民主的概念。”（《中国现代史论集第四辑民初政局》，台北：联经出版事业公司，1980年，第68页。）正是传统文化，加上西方民主思想，在湖南的山山水水之间沐浴其年轻的灵魂，使得宋教仁成为了一个议会制民主主义的信仰者，并且为之献出了生命。
覃振像
宋教仁的桃园同乡覃振，在辛亥革命以后的湖南和反对袁世凯期间，同样名满湖南。他所面临的文化环境和宋教仁差不多，他在1900年十五岁时，“重要经、史书已读一遍”。这奠定了他的人生志向的基础；“1902年，覃入本地小学肆业，识宋教仁。1903年入常德府中学肆业，得读日本输入之《新民丛报》等，思想大开。”（《传记文学第八卷第四期》，吴湘湘文。）覃振在1905年加入同盟会，1908年，返回长沙再准备起义，事泄被捕，坐牢四年至辛亥革命后获释。袁世凯称帝期间，为了掩护枪杀袁世凯驻日本的官吏的革命者，在日本再次坐牢。中华革命党成立，覃振为湖南支部长，是大量流亡日本的湖南人的领袖。
在辛亥革命以后几年，在中国的领袖人物当中，在若干爆发的重大事件中，这几个湖南人几乎占据了中国政治的中心位置。
再看看，这些领袖人物的出现和活动，是有其社会基础的。辛亥革命造成中央集权的瓦解，开始出现了短暂的议会政治。本来，英国最早的议会政治，是中世纪末期的商人群体，为了利益和议事方便，而无意间形成的商量妥协机制。清末的四川保路运动，是愚蠢的满清政府要把士绅们凑集投资修路的钱收归国有，而激发起四川，乃至全国的受到伤害士绅的抗议。他们为了基本的直接的利益而集合成为一股政治力量。咨议局的出现，就是根本没有民主意识的中国，被现实利益诱发出来的一种政治民主形式。由咨议局到民国初年的议会选举，中国竟然奇迹般地出现了民主选举和议会政治，其中以福建的咨议局最有名。
四川保路运动浮雕
民国初年的议会更进一步，选举了中华民国第一个总统，全国上下都洋溢着乐观的气氛。一贯追求权力的袁世凯当然把这视为眼中钉。宋教仁竟然以为这时候的议会，足以约束袁世凯的专制独裁。海外有的研究，把这一时期称为“自由共和时期”。这时候议员，无疑是地方的“士绅”，他们从小受到儒家的熏陶，在国家动乱变革时期，都知道以天下为己任。除了蒙古、新疆、西藏议员选举由袁世凯包办支配，各地议员的选举演讲不断，基本按照人口比例产生，而且比较稍早的咨议局议员的选举，已经大有进步。
台湾中央研究院研究员张朋园说：“检讨中国议会政治的演变，清末的咨议局以及民国二年的国会均有其划时代的意义。清廷预备立宪，以咨议局为实验，虽为地方议会，但属全国性质的选举，更是中国破天荒的西方式选举。民国二年的议会，是中国由君主政体转变为民主共和之后的代议机关，在全国统一局面下产生，亦属空前。”张朋园统计：“以湖南为例，议员定额二十七名，人口两千七百余万，比例为百万分之一。”（《中国现代史论集》第四辑，台北联经出版公司，1980年，第83页、第88页。）他又说：“前清之季，人民对民选一无认识，故冷漠者多。由于人民冷漠，公然贿选之事相对减少。民国以后，人民知识水平较前略有进步，且有党派的作用，投票率提高了，贿选的情形也严重了。但是严格说，冷漠现象并未完全消失。”（同上书第95页）毫无疑问，辛亥革命以后几年的议会政治的社会基础，一般离不开中国乡绅的政治诉求，宋教仁实际上是他们的代表。而士绅正是中国文化，主要是精英文化的基本载体。体现儒家思想的士绅群体，第一次正式成为老百姓的“民意代表”，真是奇迹。
未完待续……
作者简介：谢幼田，美国斯坦福大学研究员。
文//选自《蜀学–湘学与儒学学术研讨会论文集》，线装书局，2018年4月出版。
国家社科基金重大项目
四川省重大文化工程
睹乔木而思故家
考文献而爱旧邦
长按关注公众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