五十之年，只欠一死-高峰阅读
76年前的今天，也就是1927年6月2日（阴历端午前二日），有一长辫先生，在颐和园鱼藻轩，临流独立，尽纸烟一枝比肩运，效屈子自沉，留下遗书一纸，曰：“五十之年，只欠一死。经此世变，义无再辱都市一时间。”这就是学林共仰的“国学大师”王国维先生。因为住得近了（搬到清华南边的蓝旗营，有门可通其内），身体“亚健康”，我开始强迫自己，像溜狗一样，每天早上，牵着自己到清华园里遛一圈。除了溜腿，也溜脑筋。所谓“溜脑筋”，就是散步散到“海宁王静安先生纪念碑”前，摇头晃脑念一阵再背一阵，检验自己的记忆力。这是常常让我想起王国维先生的地方。他的墓，我也去过，在西山脚下的福田公墓，不是孑然独处，而是和其他普通人站一横排欣荣格格，向右看齐何永智，旁边有个漂亮女孩作伴。还有一个让我想起他的地方是饭馆。如今的饭馆，几乎家家都有一道由玻璃水箱组成的短墙秃尾巴老李，里面是鱼鳖虾蟹，生猛水族。它们在晶莹闪亮的水箱中摇头摆尾，上下游动，让人分享其乐。等菜的时候，我老拿眼瞅它们，瞪着瞪着，就会想起一句话：“只欠一死”。这些都是身不由己的联想，和我对先生的敬意并无关系。有人回忆，1927年6月2日，有一长辫先生，在颐和园鱼藻轩，临流独立，尽纸烟一枝，效屈子自沉大连建国医院，留下遗书一纸，曰：五十之年，只欠一死。经此世变，义无再辱。这就是学林共仰，我也佩服的“国学大师”王国维先生。过去，我到鱼藻轩凭吊，曾惊讶湖水之浅，浅到什么程度？我可以毫不夸张地说，那只有脚脖子深。这怎么会淹死人呢？是不是当年的水比现在深？但答案是否定的。我从前人的回忆琢磨，他老人家是赴死心切，不知深浅，竟从临水的高台直接下跳，而且是以头入水，扎在泥中（也许在呛水之前，先就已经摔死），可惜了。从照片上看王先生，并不觉得可亲，甚至觉得可畏。但读其书，我非常佩服，想了解他，也想理解他，觉得他离我们并不远。王国维先生生于1877年，死时只有51岁，是谓“五十之年”。“只欠一死”，是宋以来殉节者的惯用语，如宋谢枋得遗书云“大元制世，民物一新，宋室孤臣，只欠一死”。“经此世变”，盖指他奉旨进京，先见溥仪出宫，后逢南军北上。“义无再辱”，则典出李陵谢汉使之召。史载李陵被俘，武帝族其全家，使陵绝望于汉终不归。及昭帝即位，汉使召陵归汉，说你的老朋友当了大官，“来归故乡，无忧富贵”。等于给他平反昭雪，摘掉“汉奸”的帽子。可李陵太倔，竟说：“丈夫不能再辱”（《汉书·李陵传》）。他心里的道德标准是，大丈夫不能叛变，更不能反覆叛变。昔我降胡，已是奇耻大辱，今再归汉，则更添一辱。四句话连一块读，总之是个“死”字。王氏“一辱”在辛亥，“再辱”在丁卯（1927年），而不一定是家里闹出的事。后者即便有，也顶多是诱因或催化剂。在关于王国维死因的各种推测中，除政治原因和精神苦闷，也有强调“长子之丧，挚友之绝”。台湾出过《王国维之死》，罗列众说，始终没有考清楚。而诸说之中，当以“罗振玉逼债”说最难置信。然而无独有偶，学术界却至今还在流传罗振玉剽窃王国维作《殷墟书契考释》的谣言。加之王体弱多病、木讷寡言，予人以“老实可欺”之相，更引人同情。他死后的评价多是理想之辞（比如陈寅恪先生的碑铭）。郭沫若“抑罗扬王”北青旅官网，一心想把学问很大的王国维和思想反动又是公认汉奸的罗振玉划分开来（《鲁迅与王国维》），其实办不到。我们应该划分的倒是同一个人的政治与学术，对所有历史人物都如此。不以人废言，也不以言废人。王国维和罗振玉在中国近代学术史上是成对出现的双星。罗比王年长裘慕远，是研究上世纪前半叶“五大发现”（包括殷墟甲骨、西域简牍、敦煌卷轴、大库档案和外族遗文，今多去后两项不数，称为“三大发现”）的先驱。王走上学术之路是受罗诱掖奖进，做学问的一切条件，钱、书、材料和训练，都仰仗于罗。学界把这个学派叫“罗王之学”是很恰当的。研究王国维的治学经历，我们不难发现，它是以甲午、辛亥分为前后三段（甲午是受外国刺激，辛亥是受革命刺激）。甲午（1894年）之前，1877～1893年（1～17岁），他博览群书：好《史》、《汉》、《三国志》，厌《十三经注疏》，治举子业，并不成功。甲午之后，1894～1910年（18～34岁），他弃贴括不为，专治西学，先迷西洋哲学，后治词曲说部。辛亥（1911年）之后，1911～1927年（35～51岁），他才“尽弃前学，专治经史，日读注疏尽数卷，又旁治古文字声韵之学”（罗振玉《观堂集林》序），通过与罗共同整理出土材料，因而取得很大成就。这三个阶段，除第一阶段，后两个阶段，皆与罗分不开：不但学术上分不开，政治上也分不开。读《儒林外史》，我们都知道，落第举子，失意文人，其出路有三条，一是入幕，二是坐馆，三是“自甘堕落”（比如泡戏园子玩女人，作词曲，写小说，占星炼丹，行医卖卜，上山入伙，加入洋教）蛮荒纪年，原来都是属于“外史”。如果没有这两次沧桑之变，他是当不上那个“王徵君”的。在王的学术生涯中墨菲的战争，辛亥革命是转折点墩莳家园。辛亥革命前，他治西学，主要是想解决自己的人生苦恼（虽然，最初也有改革教育的目的），但他出哲学入文学，始终徘徊不定，“欲为哲学家宋都美域，则感情苦多而知力苦寡；欲为诗人，则又苦感情寡而理性多”，怀疑将来的选择或在“二者之间”（《三十自序》二）。辛亥革命后，王尽弃前学（据说，为了表决心，还把旧作拿出来烧掉）深海喂食者，改治国学，折衷感情理智，最后归宿是史学。他治国学，是此年随罗振玉东渡才开始，和后来的郭沫若一样，也是蛰居日本，才学问大进。这种选择应与遗老派“拒食周粟”的态度和他们在政治上的无所作为有关。沈曾植曾跟他开玩笑，说“君为学，乃善自命题。何不多命数题，为我辈遣日之资乎”，可见他是“无聊才读书”。中国的知识分子有做官干政、急于用世的习惯（有人叫“担当”，我看是“恶习”，李敖叫“拙于谋生勿扰警告，急于用世”）。杨树达先生曾检讨这一问题。他说：“余性不喜政治。中年涉世，见纯洁士人一涉宦途，便腐坏堕落，不可救药；遂畏政治如蛇蝎。由今日观之，人在社会，绝不能与政治绝缘。余往日所见，实为错误。至仕途腐烂，在国民党及军阀之政权时如此，非所语于今日人民政府之时代也。”（《积微翁回忆录自序》）。我觉得他的检讨可能过了点，因为这样的“恶习”不惟是几千年的“恶习”问卷星登陆，就是今日，也还是读书人的“恶习”，不是全部，但也绝不是一两个人。其实，人对政治关心不关心，那是个人的选择，问题在政治本身怎么样，赞成、反对和弃权都是政治表态，全看你的立场和能力。王国维对政治的参与虽不及罗振玉，但他并非一心读书的遁世之人。他不喜欢当时的“世变”，但他应感谢这个“世变”，因为它绝了读书人向上爬的路子，让他们想关心也关心不了。没有这种冲击，吴敬梓嘲讽的问题就得不到解决，王国维就不会拿16年治西学，也不会拿16年治国学。王治国学，从表面看，似与西学无关，前后判若二人。但我一直说卉原中学，“国学”就是“国将不国”之学，如果不是中国出了问题，如果不是同“西学”刻意对比，本来是没有什么“国学”的。王国维治国学，时间很短（连学带干才16年），但成绩很大，这并不是因为他的国学底子比别人厚（当时这样的人很多），而是因为两条，一是他西学训练好，有贯通文、史、哲的人生体验，“识”比别人高；二是他在罗氏身边，
力学哥于新出材料有近水楼台之便，与欧洲和日本的学者有广泛交流，“见”也比别人广。王国维主张“学无古今中外”（《国学丛刊》序）。他所治“国学”天镇吧，不但是“不古不今之学”（陈寅恪为冯友兰《中国哲学史》作《审查报告二》曾以此自况），也是“不中不西之学”。吴宓说王氏之学“冠绝一世”，“发前人之所未发”，乃得益于西学（《空轩诗话》），这是很有见地的。王国维是反对革命、绝望政治才死心塌地做学问。这是“置之死地而后生”。他们不以“天下为己任”，而以“文化为己任”，好像古代失其官守、抱器而逃的史官，对保存和延续文化有功。这种“文化保守主义”虽然碰巧同西方知识分子的“现代化”合了拍，但却不是明识时务，自觉自愿，而是情不得已，充满痛苦。如果说，当时的知识分子，都该向他们学习，置民水火于不顾，那不仅是没有良心，而且是绝对昏聩（“何不食肉糜”）。我们尊敬“大师”，但不必美化“大师”，更不必用西方知识分子的“可怜下场”安慰自己，赋予“大师”太多“学问”之外连他们自己也不知道的“伟大意义”（对陈寅恪我也抱如是观）。王国维的后半生，著作数量不多，主要都收于1923年他自选的《观堂集林》一书。赵万里说：“先生之辑《集林》也，去取至严，凡一切酬应之作，及少作之无关宏旨者雪狗兄弟，悉淘去不存。”可见是代表作。《集林》以外的古史论著虽然还有（如《史籀》、《急就》、《苍颉》之书，两种《金文著录表》、《纪年》研究和《古史新证》等），但其思路、观点和研究范围皆体现于此。印行《集林》的蒋汝藻说，此书“才厚数寸，在近世诸家中著书不为多，然新得之多未有如君书者也”。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