五十年前北大的伙食：饭也能够吃个半饱-实话说历史
我们在北大读书的时候,同学们绝大多数都使用饭盆和勺子吃饭。因为所有学生饭堂都没有椅子、凳子,顶多只有几张四方桌子,所以大家多半都站着吃饭刘颖伦,个别讲究一点的同学,会打饭回宿舍吃。
在北大差不多六年时间里,我们曾经在三个学生饭堂吃饭。首先是现在“百周年纪念讲堂”地方的第一饭堂。
梅爱偲第一饭堂也兼作大礼堂用,有什么大型演出,以及放映电影,也都安排在这个地方。
学校真正的礼堂,也就是只作礼堂用的地方,是原来燕京大学的建筑,在西门进来正对着的学校办公楼的二楼。大家一般把它叫做小礼堂。我们进入小礼堂的机会很少,但是因为有一次在那里有曲艺方面的演出,不知为什么轮到我们这个班派人值班把门维持秩序,所以我知道那里有时候会有演出。我对于曲艺完全是艺盲,如果不是派工复合天使,不会去凑热闹。
我们通常把第一饭堂叫做大饭厅。大饭厅是东西向的,在它的西头,向南伸展出一个比较小的学生饭堂,不记得叫做学生第几饭堂了。但是因为它与大饭厅连接在一起爱达力奶粉,我们都管它叫小饭厅。我一直怀疑大饭厅和小饭厅,根本就是用同一个大厨房。大饭厅以南、小饭厅以东,当时是一片树林,虽然树木不很高大,但是树荫严实。可惜这片树林现在已经变成水泥地。
我们低年级的时候,全校同学吃饭使用饭票和菜票,到了我们高年级的时候相怀珠,变成全校同学使用饭卡吃饭,这种变化,体现不同经济条件下不同的制度安排。
1959年刚刚入学的时候,继承1958年“大跃进”时候“跑步进入共产主义”的势头,在北大学生饭堂吃饭付票,变成完全是凭良心付票的操作,没有人查核。这就是说,你打了几两饭、要了多少钱的菜,就自个儿凭良心向饭菜票盒子丢多少饭票菜票。
我们的主食,开始的时候以馒头和米饭为多,早上总是有稀饭。所以,典型的早餐,是手抓一个馒头,然后饭盆里盛着稀饭,这样勺子也可以不用,一路走一路吃一路喝,就对付完了。饭堂时而也会在四方桌上放一盆咸菜,喜欢吃的同学自己过去夹一撮咸菜到自己的饭盆里面。
午饭和晚饭,如果是吃馒头或者窝头,就把馒头、窝头抓在手里,饭盆盛菜,如果是吃米饭,当然是饭盘盛饭,打菜浇在饭上。回想到这一切,才觉得在那种情况下饭前是否洗手实在非常要紧,可是那时候包括我在内多数同学都会忽略这个环节。
饭票的规格,是一两二两;菜票的规格,是甲菜一角钱,乙菜八分钱,丙菜六分钱,丁菜四分钱。刚刚入学北大的时候,我们的伙食真是很好。甲菜就有不少肉了。乙菜有没有肉我记不起来了意外的幸运签,但是味道不错。丙菜也有我很喜欢的,例如虾皮炒小白菜。丁菜呢,比方说一种什么丝拌上一种什么酱那样,也可以下饭。由于1958年“大跃进”的折腾和1959年春天广东的水灾,上北大之前,我在广州住校已经喝了几个月的粥了,现在到了北京,简直是天堂,享受得很。后来我们才知道,那是因为全国饿着肚皮支援北京庆祝国庆十周年的结果峨边天气预报。
慢慢地,玉米面窝头多起来,偶尔还吃高粱米饭、小米饭和荞麦馒头,以及高粱米粥和小米粥。奇怪的是,除了对于高粱米稀饭没有什么特别好的感觉以外,我这个彻底的南方人,对于这些杂粮窝头、馒头和稀饭,一概都吃得津津有味。那荞麦馒头,深褐色的,又硬又韧姬流觞,可能因为只吃过很少几次,新鲜感来不及过去,所以我至今还是回味。
不知道为什么,我对于玉米面窝头就是有一种偏爱,以至于现在已是望七的老人了,凡是跑到北京这样的地方,只要方便,总是要买几个玉米面窝头带回广州怀旧。当初在北大读书,三年“困难时期”快过去的时候,有一个寒假我回广州,还特意带了两斤玉米面回家,做窝头让家人尝尝,结果大家都不买账,全部留给我一个人享用。
最初我们学习的“共产主义”的分配制度,是“各尽所能,各取所需”,党中央通过“中央编译局”把“共产主义”的分配制度修改为“各尽所能,按需分配”是后来的事情汉唐乐府。所以,“自主点菜、自觉付票”的打饭制度,从理论上说来,仿佛真的是体现“共产主义”精神呢。我们进入北大,并没有人告诉我们吃饭是这样付票的,第一次走进饭堂吃饭,发现没有人向我们收票叨客机器人,我还愣了一下。后来看别人怎么付票,才知道全凭自觉。那个震撼真大,觉得:“这就是北大学生的思想觉悟啊。”有一丝神圣的感觉。
随着北京的日子也变得不大好过了,我们学生的饭菜自然随之变差。这时候,陆续发现了一些同学多打饭菜少付饭菜票的情况。我们之所以知道这种情况,是因为各个系总是有一些同学,自发地做行为纠察,他们细心观察同学们的付票情况,随时指证少付票的同学,并且把少付票同学的不良行为,反映给他们所在的团支部。自发的学生志愿者行动在前,学校伙食部门承认这种现象在后,结果,就停止了这种貌似共产主义的打饭付票制度,回复到正常的“一手交钱一手交货”的打饭秩序。
1961年暑假,留苏学生被召回国内进行“反修”学习,一部分留学生就住在北大。我们知道这种情况,是因为大饭厅贴出几张大字报,批评有些留学生吃馒头要先把皮剥了。大字报措词尖锐,抱怨这些留学生吃惯苏联的牛奶面包,忘本变修了。
二三年级开始,我们改在宿舍区西侧的学生第三饭堂吃饭,就是现在变成“康博斯快餐厅”的那个饭堂。因为开始进入“困难时期”,没有什么甲、乙、丙、丁菜给你选择了,于是不管你喜欢不喜欢,所有人吃的都一样。当时体现关心学生生活的一个措施,就是每周预先公布菜谱,贴在饭堂的一侧。虽说是似模似样地公布菜谱了,无奈内容本身非常单薄,很长一段时间没有沾到肉腥,是经常的事情。当时的另外一个比较大的变化,是晚饭常常吃疙瘩汤和玉米糊。
适应这种伙食艰难维持的情形,学生吃饭改用饭卡控制。大体上学生的粮食定量在每月33斤左右。这应该是很照顾的了。因应这种情况,学生的伙食统一按照每天早饭三两、午饭四两、晚饭三两这样安排,余下来3斤,作为“机动粮”。饭卡就按照每天一行早饭三格、午饭四格、晚饭三格这样划出格子,最后一列是机动粮的格子。具体打饭的时候,可以在主食分量方面有点变通,哪一顿想多吃一两,就在把这顿饭的格子划完以后,再划掉一个机动粮的格子。相反,哪一顿想省下一两,则可以要求少划掉一个格子,留待以后需要的时候。不过这样做的情况很少。
因为配菜非常可怜宁波靓车屋,经常就几片不像样的菜叶子,所以那时候一顿饭的组成,95%都是主食,主要是窝头、玉米糊或者疙瘩汤,很少吃馒头和米饭。因为玉米面天性松散,所以不时会发生排队打饭的同学因为觉得拿给他的玉米面窝头“少了半拉”,与值班分饭的同学发生争执佟晨洁,而所谓“半拉”,其实只是一个小缺口。没办法,实在是饿得很啊,一个小缺口也要力争。
难得一顿吃豆芽菜什么的,因为分给每人一小撮豆芽的时候,会掉出一两根豆芽在打饭窗口的平台上,所以个别实在饿得慌的同学,会站在打饭窗口旁边“守株待兔”,抓起那些掉下来的豆芽,塞到自己嘴里。我自己没有勇气这样做,但是十分理解和同情别人这样做,而且知道这样做对于当事人的身体只有好处。
因为多半上午八点就上课,所以早饭总是急匆匆地解决。至于晚饭,我后来总是拖到饭堂快要关门的时候才去就餐。不说你肯定不知道,迟去的目的,其实和那些捡豆芽吃的同学一样,是为了多吃那么一点点。
这怎么可能呢?特别是在严厉的口粮控制和严格的打饭制度之下。哈哈,这就是实践出真知、困境出窍门了。因为晚饭总是一个窝头一碗粥这样干稀搭配,稀饭刚刚上来的时候比较热,自然就比较稀,等到慢慢凉下来一些,也就变得比较稠了,变得比较耐饿,而且还可能打得比较多。疙瘩汤更是这样。我一般都比较迟才去吃晚饭,就是冲着这慢慢稠起来的粥和疙瘩汤去的。我观察到少数同学也和我一样,在饭堂关门之前才去打饭,动机是不是和我一样,则没有打听趋势交易法。现在的孩子是父母亲哄着他们吃饭长大的,恐怕很难理解我们喜欢比较稠的稀饭的饥饿心理。
偶尔我们出去什么地方玩,普遍都带干粮,那就是两个馒头夹几根咸菜。不记得是否带着水去喝了。不过现在回想起来,当时我们肯定没有形成“多喝水”这个观念。
学校饭堂为我们提供伙食的工作,大体上还算是勉为其难吧,不好挑剔。不过我对于北大饭堂的安排,也有一点不满意,那就是难得逢年过节,副食品供应略好一点了,却总是集中在特定的某一顿饭,让你吃个痛快,而之前之后,却还是一点油水也没有。这样安排的结果,是难得加菜的这一顿以后,许多同学要拉肚子。但是也有许多同学欢迎这样安排,他们觉得,与其每顿摊着有点肉味,不如一顿吃个痛快,拉肚子也在所不惜圆光术。
“困难时期”过去以后,教育部决定大幅度提高大学生的伙食标准,一下子从每人每月12元提高到每月16元,就是从每天4角钱提高到5角多。困难时期所谓的12元伙食,其实是货不对板的,所以从1964年伙食标准提高到货真价实的16元以后,吃得就好了许多。不过香河老人,菜式不容选择倒还是维持不变,就是说大家仍然都吃一样的饭菜。对于少数民族学生的特殊要求,则一直有所照顾。
虽然大幅度提高了伙食标准,我们这些家庭不在北京的同学,因为年轻嘛,仍然处于随时可以再吃下一顿饭的状态。前面我说1962—1963那两年多的黄金时段,“饭也能够吃个半饱”,就是这个意思。家在北京并且经常回家的同学,和我们就有点不一样。在个别家庭情况十分优裕的同学当中,甚至出现了吃馒头先要把皮剥了扔掉的情况。
毛主席“千万不要忘记阶级斗争”的讲话辗转传到我们当中的时候兽皮痣,一位高干子弟同学说了这样一个故事:杨勇上将问他们这些在大学读书的同学,阶级斗争在你们学校有什么表现?同学回答说,有啊,有些同学不爱惜粮食,吃馒头要剥皮spec翔。杨司令听了哈哈大笑,意思是这算什么阶级斗争。
杨勇上将被习惯地称为杨司令,是因为他曾经是中国人民志愿军的最后一任司令员截教焰中仙。这位高干子弟同学,与杨司令家有通家之好。说起来从困难时期开始,我们在北大,因为政治运动走入低潮,同学关系相当融洽,喜欢整人的同学也收敛得多了。同学少年和谐融洽之下,思想上无意识地就进入了后来很受批判的“四无”还是“三无”世界,真的讲不出什么阶级斗争来。
说到高干子弟,就我非常有限的接触而言,即使在同学当中硬是被政工干部鼓动起来的“阶级斗争”搞得非常厉害的时候,真正的高干子弟,多半还是比较随和的,不会穷凶极恶。反倒是离高干八竿子打不着的一些很欠教养的同学,比较激进。当然,这也不排除一些干部子弟可能不屑于计较这种事情。
前面谈到我们的饭卡统一按照每天早饭三两、午饭四两、晚饭三两这样的安排苏志燮怎么读。在后来很长一段时间里面,我都觉得午饭比晚饭重要,恐怕就是出于这种生活经验的熏陶。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