张北川五四头号“卖国贼”曹汝霖是怎样评价五四运动的--历史大解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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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四头号“卖国贼”曹汝霖是怎样评价五四运动的?-历史大解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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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2年前的今天,1966年8月,20世纪初著名亲日官员,“五四运动”中的著名卖国贼,曹汝霖死于美国底特律,终年90岁。

曹汝霖
曹汝霖之所以有名,缘于在他的名字前所加的那些令人触目惊心的词语:汉奸、卖国贼。他顶着这两顶“铁帽子”被写进中学历史教科书,遗臭万年。曹汝霖、章宗祥、陆宗舆三大著名卖国贼中,曹汝霖赫然名列榜首,倘不是抗战时又出了汪精卫这种“超级汉奸”,估计曹汝霖的名头还要更响,名声还要更臭。
“卖国贼”的由来
五四学生运动的一个响亮口号是“外争国权,内惩国贼”。外争国权刘睿哲,即要求北洋政府拒绝在巴黎和约上签字;内惩国贼,即要求惩办政府高级官员曹汝霖和陆宗舆、章宗祥等人。当时,这三人中只有章宗祥系外交官——中国驻日本大使。已多年不任外交官的曹汝霖名列国贼之首,个中原因,张北川在于为人诟病已久的袁世凯时代的“二十一条”,其主要经手人为时任外交部次长曹汝霖和时任驻日公使陆宗舆。
日本公使日置益提二十一條日文原件
1905年11月17日,中日两国全权大使奕劻、小村寿太郎等在北京就东三省条约事宜展开谈判,袁世凯作为中方代表之一参与其中,而“日本通”曹汝霖是作为袁世凯助手身份出现的。这次谈判签订的《会议东三省事宜正约》和《附约》,其实就是将日本已暗自侵吞的利益细化与公开化汪林林。
1913年袁世凯就任大总统后,曹汝霖成了外交部次长,一屁股坐到了对日外交的火山口上。1915年1月18日,日本提交了公然印着军舰、枪炮的文件(“二十一条”)。曹汝霖在回忆录记述道:“此次会议,日本提之二十一条,议结者不满十条;而第五项辱国条件,终于拒绝而撤回。会议结果,虽不能自满,然我与陆总长已尽最大努力矣。”“世人对此交涉不究内容,以讹传讹,尽失真相。”
1915年5月9日,曹汝霖等将“二十一条”亲送日本公使馆时,曹汝霖也是“余心感凄凉,若有亲递降表之感”。
五四运动三大卖国贼
火烧赵家楼
熟悉历史的人都知道,“火烧赵家楼,痛打章宗祥”是“五四”运动的高潮。所谓赵家楼,即北京赵家楼胡同,也就是曹汝霖的宅第所在地。
五四运动前,曹汝霖曾集交通总长、财政总长、交通银行总理等数职于一身,是北洋政府权重一时的政客。 1919年的巴黎和会上,由于部分列强与日本事前签署了密约,协约国公然将战败国德国在山东的权益转让给日本,激起中国人民的强烈不满,从而引发了具有划时代意义的五四运动。
当时,交通总长曹汝霖因负责把部分权益让予日本,与货币局总裁陆宗舆及驻日公使章宗祥并称为“三大卖国贼”。“五四”当天,学生游行到赵家楼曹宅,曹汝霖躲了起来。学生误把当时在曹宅的章宗祥当成曹汝霖,痛打章氏一顿,并放火烧了曹宅,此即火烧赵家楼事件。后来,一些学生被抓,事件演变成大规模的罢课、罢工及罢市。6月10日,卖国贼曹、陆、章三人被免职。
五四运动·人民英雄纪念碑浮雕
赵家楼是条小胡同褥疮贴,位于北京长安街东端之北,至于为何冠以“赵家”,至今仍是一个谜。“五四”一把火,曹汝霖宅邸的东院基本焚毁。上世纪50年代后曹氏旧宅被拆除,于原址建起新楼宗长青,成为某单位招待所。后来又改为赵家楼饭店,门牌是“东城区赵家楼1号”。

曹汝霖不仅在赵家楼有公馆,他还有两房姨太太,分别在锡拉胡同和西观音寺有宅寓。大太太带着几位子女,包括1918年冬曹氏父母从原籍上海亦迁来谢铁骅,均住赵家楼。
曹汝霖与陆宗舆、章宗祥都是浙江老乡。曹汝霖是“二十一条”谈判的参与者,被视为亲日派,所以“五·四”运动中曹氏受打击最沉重。学生激于义愤烧了曹宅,首先点火者即当年北京高等数学科四年级学生匡互生,后随毛泽东在湖南从事驱张运动岳不涛,1933年病逝。
火烧赵家楼时曹汝霖到底在不在家,是一个至今也未搞清楚的谜团。一般都认为曹恰巧不在,学生们则痛殴了章宗祥。实际上,据后来考证,曹汝霖早就闻听“学生们要闹事”,在家与章宗祥等人一起密商如何对付学生,学生们冲进来时,曹汝霖藏进两间卧室夹层的箱子间。林志忆但据曹氏仆人目睹:曹听到叫骂声后,溜出小后门直奔厨房,换上厨役的衣帽,又出东小门逃往东交民巷法国医院。

五四运动后的曹汝霖
6月10日,徐世昌颁令罢免曹、陆、章三人职务,也否认学生烧毁曹宅,曹汝霖报纸后,大为生气愤。经“五·四”风波,曹汝霖受刺激很深,如惊弓之鸟,藏到哪里都觉得不安全,发誓不再过问政治,愿做在野之民。
尽管他深居简出,但人们并没有忘记和原谅他。他的儿子在天津南开读书,却没有一个同学肯与他同坐,这位曹公子只好隔坐独桌。课间、放学,也没有一个同学理睬他。这种情况,曹汝霖不会不知道,其内心痛苦之状可想而知。

五四运动时,曹汝霖42岁。此后他没再任过要职,似乎也没有东山再起的企图都市枭雄,而是热衷于慈善活动。每年冬天,曹家都向拉洋车的车夫施舍100套棉衣。施舍的方式也比较特别,每次由家里当差的抱着几套棉衣出门,看见街上有衣不蔽体的车夫,便雇他的车痴婆子传,拉到僻静的小胡同,叫车停下来,施舍给车夫一套,然后再去物色下一个对象。据说这个办法可以避免棉衣被人冒领。
上世纪20年代,由曹汝霖发起,共有20多人出资,在阜城门内白塔寺沟沿建了一所医院,取名中央医院。曹汝霖一直担任中央医院的院长、名誉院长等职,经费方面都由他筹措。曹汝霖主持中央医院达十余年,日军侵占华北后,曾想强占这家医院。曹去找日军交涉说:“这家医院原来是私人经营的,而且是慈善性质。”日军方罢手。新中国成立后,中央医院由人民政府接管,更名为人民医院。
抗日战争时期,曹汝霖曾公开表示要以“晚节挽回前誉之失”,不与日本人合作,拒绝担任伪政府总理大臣一职,后被动挂上伪华北临时政府最高顾问、华北政务委员会咨询委员等虚衔,但并未给日本人出力,算是保持了晚节。
1949年曹汝霖去了台湾,1950年赴日本,1957年迁居美国。1966年8月4日逝世于美国底特律,终年89岁。

曹汝霖晚年在忆及五四运动时说:“此事距今四十余年,回想起来,于己于人,亦有好处。虽然于不明不白之中,牺牲了我们三人,却唤起了多数人的爱国心,总算得到代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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