五月风暴——法国版的“文化大革命”-乌有之乡网
“五月巴黎风暴”对法兰西上下产生了不可估量的影响。随着中国革命的高涨而高涨，又随着中国革命的萧条而萧条，最终被资本主义收编，当年的学生运动的领袖很多成为政界、商界的风云人物，妥妥的大资产阶级。丹尼尔?科恩-邦迪是1968年法国“五月风暴”最著名的学生领袖。由于在“五月风暴”中率领学生对抗政府，遂被逮捕。他被释放了以后，法国政府把他驱逐出境回到德国，在1975年又要求回到法国。他在被驱逐期间，在法兰克福的一家幼儿园工作了七八年，后来竟然当选为法兰克福市的副市长，他现在是欧洲议会绿党党团的主席，学生运动时他是23岁，目前73岁高龄。五十年前，他是无畏的领袖，五十年后，他变成了一位和马克龙谈笑风生、拥抱资本主义的绿党大佬。延伸阅读第二篇的这篇访谈是他为五月风暴五十周年的唯一一次发声，刻画了他的心路历程、他的主张和生活轶事。他真实地描绘了当时青年人的普遍心态，法共和总工会的颟顸不堪，以及68一代又是如何带着“多元文化主义”的辉煌战果不知不觉被晚期资本主义收编，沦为统治阶级的链条。
为了迎接1968年“五月风暴”五十周年纪念日，马克龙政府紧锣密鼓地筹备这场历史性起义的纪念仪式彭天华，据称它为自由主义的“法国社会现代化”做出了贡献。据法国总统的发言人的说法，这么做当然是“不存在教条或偏见”的，以表明“68年是乌托邦与理想幻灭的年代，而我们现在已经不再真正拥有乌托邦了”。
显然史旭霞，许多法国学生和工人不会赞同这种武断的判断。大规模的示威已经搅乱了马克龙的预定计划，政府计划统治过去与未来，而他们则通过直接挑战政府来建立发展势头……
哪里有压迫，哪里就有反抗——革命是永恒的主题，五月风暴也不会因为其中部分参与者的背叛而失去它的光辉历史意义。重新审视这场运动的历史以及对现在的影响，将更有利于我们前行。本月我们将整理相关资料、文章陆续推送出来，欢迎关注、讨论。
五月风暴——法国版的文化大革命
整理自《世界博览》
五月运动首先是一场彻底否定发达国家生活方式、价值观和体制的革命，在某种程度上是模仿中国的“文化大革命”。
《1968年5月，无奈的遗产》([法]让-皮埃尔·勒·戈夫著)深入分析了五月运动的起因、过程和影响，对各种社会思潮和派别在运动中的作用及其发展演变进行了深刻的分析和研究，并指出“五月运动”对法国的社会走向产生了深远影响。而其中对毛泽东主义者的行动描述，让中国人读来，似曾相识……
大学出了问题
出生于1944年到1950年间的一代人未曾经历饥饿、贫困和战争，1958年大学生有20万，到1969年增加到50万。当时的大学固守第三共和国时代确立的模式，以培养民族精英为己任，在科研和教学方面，要传授人文主义文化和科学知识，模式僵化，教师在威严的课堂上唱独角戏仍然是教学的主流方式。农泰尔大学再好不过地反映了大学的混乱、骚动和不安定。1967年三月，一群大学生占领宿舍区里的女生楼，以抗议禁止男生进入女生楼的内部规定，他们在校园里要求政治自由，在大学城里要求性自由。反叛的学生们把大学称为“毕业文凭制造厂”，此外寻衅闹事，辱骂杰出教授，甚至向他们扔西红柿和其他投掷物。1968年3月22日，因为参加针对在巴黎的《美国快报》办事处的反帝运动，一些活动分子被拘留，而后百余名学生强占农泰尔行政大楼。复课后，事态愈演愈烈，社会学系的学生决定抵制考试，左派活动分子和右派分子发生殴斗，学校大集会、演讲会、讨论会越来越多，教室里、草坪上都在展开讨论。5月3日，几百名学生在索邦大学集会，因为有传言说右派组织即将发动攻击，但他们等来了穿黑色制服的警察，警察的干涉激起了拉丁区所有大学生的愤怒对抗。5月10日出现了第一批街垒。示威者和警察对立者，街垒越来越多，夜里2点，共和保安队发出例行的警告，发射红色信号弹，开始攻向街垒。冲突极其残酷，受伤人数数以百计，医院很快爆满。5月10-11日这一夜的形势转变成了全国性的危机，运动后来的发展已经与它的初衷不相干，而且任何人都无法掌握局面了。占领地盘和言论解放的阶段开始了，12日纳税中心被占领，13日轮到索邦大学，14日美术学院……类似的占领学院和中学运动也在外省展开，同时，14日开始工人罢工和占领企业的浪潮开始席卷外省，到5月24日，全国都陷入瘫痪状态。
象牙塔里的革命
从1969年到1973年这些年里，各左派组织的力量不断上升，它们成了五月运动的代表。
五月运动过后的极左派围绕着三大极组合：绝对自由文化极，新列宁主义和工人自治极。绝对自由文化极认为五月运动首先是一场彻底否定发达社会生产方式、价值观和体制的“文化革命”他们偏爱：性解放、否定传统教育方式，肯定在各个领域特立独行和叛逆行为。工人自治极主要代表是统一社会党，试图将改革和革命一起进行。新列宁主义极包括托洛茨基派和毛泽东派。毛主义者有一个优势，他们打出的招牌是对众多大学生和知识分子很有吸引力的中国的“文化大革命”，持不同政见的大学生觉得自己和中国的红卫兵很相似，他们一样要攻击大学和官老爷政权，要进行一场创造新世界的文化大革命。在许多大学和中学里，5月运动过后仍经常发生骚乱，毛主义者攻击一切权威的东西“学术权威就是阶级敌人，如果某些教授成为这种学术权威的化身，就活该他们倒霉千恋一洗黑，1793年的断头台已经见过其他权威了”。在农泰尔学院等地，教师会议室随时都会有人闯入“突然人们听到爬楼梯的声音和一二百名闯入者的叫喊声，门突然被打开，一帮人分头围住理事会成员围坐的椭圆形桌子，每个人都紧挨着委员们”。那个时候教书可不是一件轻松的事，特别是在文学和人文科学系里，课程随时都有可能被打断：宣读宣言或宣布开会，通过反镇压或反资产阶级知识的动议。农泰尔学院的院长有过胆战心惊的经历“突然一只60人的队伍闯了进来，转眼间站满了教师，把我挤的背顶窗户……整整一小时，我被一群人威胁、挖苦、羞辱，我清楚记得一个女孩子咬牙切齿，不断嚷嚷‘我嘛，我要割下他的舌头’，如果这时有人突发奇想提出把我扔出窗外去，我相信不会有一个人反对，大家都会为这个好玩的主义鼓掌”。这事总算没发生。
农村包围城市
没有服过兵役的毛派大学生开始认真阅读毛主席的著作，企图把中国30年代抗日的英勇战斗搬到60年代的法国来。在法国要实行农村包围城市、创建解放区和革命根据地看来不是轻而易举的事。那不等于要回到旺图山区创建游击基地吗?至于学院和大学的校园，怎么也不能完全代替解放区吧，同时也看不出将来的红军怎么能在法国农村操练部队。事实上毛派用他们丰富的知识设计出虚拟的军事蓝图。在他们笔下，工厂变成根据地，是游击战的后方，但不能与游击区混为一谈，游击区应该是城市工厂，他们在比杨古雷诺厂周围展开了地铁战。毛派的作战计划是“包围雷诺，特别是塞甘岛”，为此必须绕过一些咖啡馆和布雷诺地区的移民家园，但“前沿阵地还不明确”，无论如何要“进行大规模的部队移动，建设牢固的工人和人民大后方，彻底粉碎敌人的包围”。梦想着英勇战斗的毛派青年是一群一本正经而又古怪的战略家。
1972年2月，毛派在比杨古雷诺厂散发传单，号召举行反种族主义示威，他们推开看守奇迹暖暖梦中的婚礼，冲击企业，打碎值班岗亭的玻璃，一名工厂保安拔出手枪指着手拿镐把的皮埃尔，并威胁他，皮埃尔仍然无动于衷，嚷道“来吧，开枪吧”保安真的开了枪，皮埃尔额头中弹，倒在地上再也没醒来。他的死亡引来莫大震动与宋同行，当晚，毛派号召举行游行，与警察发生激烈冲突，但总算没有进一步升级。皮埃尔的悲剧性死亡为毛主义者卷入的暴力打上了急停的休止符，也标志着极左光芒四射时代的结束。
扎根工厂
众多年青的毛主义者离开家庭和学业，抛弃他们也许光明的前途到工厂里扎根。但是运气不佳，他们所在的地区没有工人阶级“先进分子”，在他们等待戴鸭舌帽、骑自行车的无产者的时候，遇到的是对最资产阶级化、最腐朽音乐乐此不疲的青年，一个在蓝色海岸一家工厂扎根的大学生惊奇地发现青年工人穿着入时，到嘎那去跳舞，到博彩场去赌博。这些扎根工厂的知识分子和工人之间的文化碰撞是客观存在的，难以克服的，他们虽然穿着像工人但让人还是感觉不是这个世界的人，在饭桌上吃饭时，工人有无产者的切面包的姿势，知识分子则小心翼翼，彬彬有礼的动作令人吃惊。
萨特称毛派为新型知识分子，认为他们超越了他自己先前的困境，他曾于1965年强调知识分子处处不被接受，有无法解决的内心痛苦，知识分子自己的阶级不要他，他也不要自己的阶级。他说知识分子必须否定自己的这种心态，放弃自己的知识分子身份，通过与群众结合找到自己新的社会地位，知识分子应该与工人同劳动，共思考，一起写作和行动。1970年，萨特同意出任毛派机关报《人民事业报》的挂名社长，10月他站在比杨古雷诺厂门前的汽油桶上，对着记者的麦克风号召知识分子与人民群众打成一片。但是有多少工人停下来听他讲话呢?
1973年毛派的斗争开始出现危机，在工人阶级中的扎根运动停滞不前……在第一线的毛主义者通常过着十分艰苦的生活，工资少的可怜，住宿条件差，私生活被压缩到最低的限度，几乎没有娱乐，夫妻生活变得很困难，经常以分手和破裂结束。对于那些在很远地方扎根又没有搞出什么明堂的学生来说，这无异于流放与服刑。还有那些在烟雾缭绕的房间里没完没了的会议，会上不但要改造世界，还要清除自己和他人脑海中的错误思想。种种危机暴露出他们事业的基础更多是浪漫性质的，而不是政治性的。
走入绝境的革命导师
60年代末，乌尔姆大街上的高等师范学院成为培养众多年轻毛主义学生的第一个摇篮。学习马克思主义不可避免的要受教于哲学家路易·阿尔图赛，它是法国共产党员，他的作品在五月运动前后广泛传播，享有极高的学术声誉，这种声誉超出了马克思主义团体，也超出了法国国界。他被很多人奉为伟大的马克思主义哲学家，能够在共产主义团体内部出现混乱时进行理论革新。他接受毛主义但不脱离共产党。他号召大家重新阅读马克思的作品，他的作品因强调严谨，概念清晰，敢讲真话而受到学生的欢迎。他的作品《保卫马克思》振聋发聩，被革命的那代人奉为经典，5月运动后发行量一路看涨，从1965到1980年发行了5万册。他的重新解读就像在马克思的作品中寻找一颗永恒的纯洁内核，而他，一直都像充当这颗内核的守护者和阐释者。但是在他系统地推翻自己过去创建的理论之后，还一如既往徒劳的号召马克思主义的重建，他自己也最终走入绝境，突然陷入神经错乱，1981年，他掐死了自己的妻子，而他试图打上科学烙印的马克思主义也以拼凑的形象告终。
永别了，中国
赫鲁晓夫在苏联全盘否定了斯大林，68年苏联入侵捷克，让苏联正式以社会帝国主义的面目展现给了西方进步青年。1974年《古格拉群岛》法文版面世，此书描写斯大林的统治，震惊了舆论界。有关毛式中国的神话也即将破灭。曾经的信徒转向对它的批评。文革结束后国际上的毛主义者陷入混乱。克洛迪、雅克和埃弗利娜这三个毛派激进分子，曾于1972和1973年两次前往中国，1975年回到法国。在1978年的出版的《石头的幸福》一书里他们开始反思自己投身毛主义的根源，质疑共产主义信条，为什么这么多知识分子投身其中，他们对中国对毛主义的失望程度与先前信仰时代的狂热程度成正比。对很多毛派来说，目前的失望和先前的激情一样强烈，很多人痛苦的经历了这一危机。“我以为已经走到绝望的尽头，怀着自杀的念头却又不敢实施，真要放弃年轻时的疯狂岁月，转而把它当作沉重的负担吗”?有疑问但没有答案。
延伸阅读1
重演五月风暴，还是超越1968？法国学潮、罢工与未来之战
为了迎接1968年“五月风暴”五十周年纪念日，马克龙政府紧锣密鼓地筹备这场历史性起义的纪念仪式，据称它为自由主义的“法国社会现代化”做出了贡献。
还有比接管过去更好的方式占有未来吗?相对年轻的新自由主义政府与大众媒体和有产阶级结盟，用充满仪式感的国家荣耀纪念编织了一个目的论(teleological)的故事，在这个故事中，1968年的遗产仍鲜活地保存在当代的“自由化”中。据法国总统的发言人的说法，这么做当然是“不存在教条或偏见”的，以表明“68年是乌托邦与理想幻灭的年代，而我们现在已经不再真正拥有乌托邦了”。
显然，许多法国学生和工人不会赞同这种武断的判断。大规模的示威已经搅乱了马克龙的预定计划，政府计划统治过去与未来，而他们则通过直接挑战政府来建立发展势头。一场激进的复兴政治已经崛起，中断了精心规划的纪念政治轨道，挑战马克龙“非教条主义”的反乌托邦主义，后者试图将1968年从反资本主义斗争的深刻历史和反帝国主义的广泛国际斗争中剥离出来，以便让它服务于现行的世界秩序。尽管国际媒体仍然很大程度上忽视了这些事态的发展(就像它们在2016年“在黑夜中站立”运动(Nuit Debout Movement)中的所作所为)，而且法国大众媒体经常对它们进行歪曲描述，但是这一场宏大的起义正在持续发展，而且已经有了明显的斗争联合的迹象。
学生们的“精神生产”运动
就像其他主要的社会运动一样，不可能确定一个单一的起点。然而，为了反对马克龙政府提议的业士学位(baccalauréat，法国高中文凭)改革与大学入学资格的收紧，学生抗议和占领活动从2018年初就开始了。大学生人数越来越多，与此同时教育资源却越来越少，为了解决这一问题，政府选择将更多的学生排除在高等教育之外，而非投资于更多的教育。更具体地说，不是为大学系统提供更多的资源——至少是在原则上——向所有完成业士学位的学生开放，目前的行政当局选择了一种排斥和筛选的体系，为那些来自特权阶层和地区的人提供优先机会。这样一来，大学就会被要求进一步顺从竞争性社会分流和职业培训制度的统治支配。
国家对学生抵抗的反应与1968年戴高乐政府的做法别无二致：用警棍(billy clubs)残忍地殴打非暴力的抗议者与组织和平集会的学生。每天都有更多的学生遭受法国防暴警察的殴打，或者被恶意挑衅而不得已自卫。1968年3月22日，无情的警察镇压了占领南泰尔大学的学生，让1968年运动获得了更多的媒体关注，五十年后的同一天，在法国警方的监视和保护下，武装的学院黑衫军在蒙彼利埃大学学生的众目睽睽之下被释放，这些人身着法西斯服装，被安全地护送出大楼，其中还包括一些教授。血腥的镜头，以及政府、安保人员、右翼学生和警察的勾结导致了动员人数的增加。与此同时，国家开展的调查并没有导致一些被学生指控的教授被起诉，警察骚扰目击者并鼓励虚假证词的恶行也有据可查。
(black shirts，黑衫军原为意大利法西斯准军事组织，3月22日，十几名身着黑色服装的武装分子用带钉子的棍棒和加强型拳击手套向蒙彼利埃大学参加抗议集会的学生发起暴力袭击，译者注。)
根据《解放报》发布的一份交互地图，目前法国已有25座城市爆发了大学占领运动、大型集会或抗议活动。从西南部的图卢兹、波尔多和普瓦提斯开始，这一运动蔓延到南泰尔、里尔、巴黎、蒙彼利埃、格勒诺布尔等地。这一运动在法国73所大学中的很大一部分中展开，但远非局限于此，该运动坚持开放，这意味着利用各种精神生产(intellectual production)的形式，包括公开研讨会、辩论、电影放映和成千上万人的大型集会，其中有一些为了容纳大量人群不得不迁到户外。为了从新自由主义当局手中夺回大学，学生们组织讨论，批判马克龙政府、资本主义、法西斯主义和对“保护区”(ZAD，见下文)武装袭击，并学习政治策略、郊区斗争、革命历史和基层组织等另类课程。尽管防暴警察和他们的法西斯盟友的暴力入侵仍在继续，迫使学生们重新组织，有时不得不变更地点，但斗争仍在继续，而且正在蔓延。本周(4月9日-13日)，除了正在进行的巴黎第一大学托尔比亚克校区(Tolbiac)和圣查尔斯校区(Saint-Charles)、巴黎第八大学和巴黎第四大学克里尼昂古尔校区(Clignancourt)的占领行动，又有三个占领大学的尝试出现(巴黎第三大学Censier校区、法国社会科学高等研究院、巴黎南泰尔大学)。高中学生也加入这场运动，超过400名教授谴责政府的计划的荒谬性且充斥着误导性的宣传。
铁路工人罢工与“保护区”斗争
除了学生们利用精神生产的形式，法国铁路工人还宣布进行为期三个月的罢工，以抗议马克龙针对公共部门的亲商业私有化运动。后者提议削减工人的就业权利，这样新雇员就不能获得相同的劳动保障和退休条款，他的目标是将公共铁路系统转变为一家上市公司，这被视为私有化的第一步。参与罢工的人数非常多，占了列车乘务员的75%和控制员的71%，而马克龙政府一直不断调整和改变其“改革”项目，在议会中造成了混淆和分歧霍华德怪鸭。1995年，前总理阿兰·朱佩(Alain Juppé)被迫放弃改革铁路员工福利的计划，因为罢工使法国瘫痪了数周。
罢工的铁路工人一直与学生们合作，他们的行动伴随着公共和私营部门的其他罢工，包括要求全国垃圾收集公共服务的垃圾收集员，法航的飞行员，以及电力和天然气工人。已经出现了许多要求协调行动的呼声，许多日期已经被选为联合斗争的日子。法国总工会(又称法国劳工总联盟，简称CGT)是法国最大的工会联合会之一，它呼吁在4月19日进行总罢工，以团结公共部门的工人和其他被马克龙政府自由化项目影响的人群。(作为“反恐”措施，马克龙能够在这些项目中添加了严厉的移民政策和强硬的警察权力。)此外，针对正在进行的武装驱逐以及摧毁朗德圣母村(Notre-Dame-des-Landes)“保护区”的企图，更多的人参与了动员。这个自治的“保护区”是一个集体管理的区域，它不仅成功地摆脱了法国政府的枷锁及其夺取土地建设机场的企图，而且还建立了一个集体自我管理的社会。如果法国的民选代表们一心要进行一场自上而下的反对“保护区”自治的战争，许多人都会问，难道现在不是一个自下而上的起义时刻吗，推动全法国的“保护区”化，清除那些试图以排除人民统治的方式统治人民的人?
(法国政府划定的机场用地保留区，法文缩写是ZAD，年轻人调侃政府，把其改称为“zone à défendre”，意为生态环境的保护区，农村、农地、农民的保护区，法文缩写同样是ZAD。上世纪60年代，为了适应法国经济与城市发展，南泰尔北部的朗德圣母村被划为机场选址用地，随后五十年里，反对机场兴建的运动一直在持续。2008年法国最高行政法院决定重启机场兴建项目，当地农民、环保人士和其他反对者在机场规划用地上搭起了帐篷，建立了“保护区”自治社会，并把这片土地变成了种种社会理想的试验田，包括反资本主义、反全球化、民主自治、集体决策。2018年初，法国总理宣布政府再次放弃机场兴建计划，译者注。)
如何超越1968？
当然，每一个历史关头都有其自身的特殊性，2018年的法国与1968年的法国之间有着许多重要的差异。然而，随着全国各地的学生和工人的示威，对抗无情私有化世界的斗争联合起来并不断发展，这给未来提出了迫切的问题，这些问题也出现在本应被重塑的过去。目前正在展开的事件可能导致“安抚政治”，政府将会行缓兵之计，然后做出一些微小的让步，希望活动分子将其视为成功的象征，后者已经在数周的占领和袭击中精疲力尽。他们的缓兵之计也将我们拖到休眠的夏季月份，因为每到7月和8月的假期阶段，法国的社会运动通常会失败。
那么，可能没有比现在更好的时机了，应该加强当前的斗争，制定新的策略，并先发制人地应对过去经常发生的挫折。如果这一运动最终主要集中在教育体制和公共部门的微小变化上，或者简单集中于马克龙和选举政治上，那么目标肯定设得太低了。即便有什么变化，类似措施的回归只不过是一个时间问题，或许形式会略有不同。然而，如果动员的目标是批判的公共教育、自由和环保的公共交通，以及其他集体管理的社会服务、政治组织和自治委员会，只要建设其中任何一个另类社区，我们就有可能从过去的停滞中解脱出来。斗争不仅要聚焦当代法国资本主义普遍形式的特殊内容，而且应该围绕普遍形式本身，这样才可能构建——许多方面已经在构建——一个新的社会秩序，在这一秩序中，对特定项目的应激性抵抗将转变为积极的集体主义组织，并在未来数年内持续组织和建设反资本主义公社。动员所有已经就位的组织和协会——同时借鉴社会运动的历史经验，诸如“在黑夜中站立”运动、反新自由主义的法国《劳工法》的抗议活动、对“无证者”(sans-papiers，即无居住证的非法移民)的支持行动——这样的运动还可以进一步与国外的运动进行交叉传布，发展出一种协调的反资本主义社会的国际阵线。
目前还不清楚马克龙的反乌托邦计划如何为自由主义现代化恢复1968年的精神。无论如何它们变成什么样，复兴与变革的政治已经有力地占据了先机，许多人希望超越1968(“你想让它和1968年一样成果寥寥吗”或者更加简单粗暴的“去他妈的1968”等口号已经在流传了。)然而，仍有许多事情有待观察和完成，而所有参与其中的人，他们所受的政治教育如今面临被迫付诸实践的紧迫性。过去只有在未来才真正有意义，毕竟，将来完成时(the future perfect)意味着它将会变成现实。纪念1968年5月的最好方式，不仅是让它死里复生，而是超越它。把它从神圣的陵墓中剥离出来，使之成为一种活着的转变，也许只有在2018年以后，1968年才会在将来完成时中，成为它应该成为的样子。
本文原载于2018年4月13日COUNTERPUNCH网站（counterpunch.org）。作者系法裔美国哲学家和文化评论家、美国维拉诺瓦大学哲学副教授、法国索邦大学批评理论工作室（the Atelier de Théorie Critique）创始人，其著作有《当下的反历史：对全球化、技术、民主不合时宜的质疑》（Counter-History of the Present: Untimely Interrogations into Globalization, Technology, Democracy，2017）、《当代思想中的介入：历史、政治、美学》（Interventions in Contemporary Thought: History, Politics, Aesthetics，2016）、《激进历史与艺术政治》（Radical History & the Politics of Art，2014）、《历史的逻辑》（Logique de l’histoire，2010）。
延伸阅读2
红五月 | 1968：想象的权力
作者：丹尼尔?科恩-邦迪 克劳斯?列格维
翻译：小毛线
克劳斯?列格维：1968年3月15日，《世界报》主编皮埃尔?维安松-庞蒂总结道，法国已经厌倦了——作为诊断，它也许是正确的，但是作为一个预言，它又是完全错误的。
丹尼尔?科恩-邦迪：世界各地——德国、美国——都出现了反叛，唯独法国没有那么多。维安松-庞蒂被这一事实迷惑了。法国也有一些反对越战的示威，但是不知怎么大伙都认为这将不了了之。然而，事实上，巴黎楠泰尔大学已经在仅仅几个月前发生了一次大规模罢工，学生要求行政管理方面进行改革。当时我是楠泰尔大学社会学系的学生。1967年11月，我的直觉告诉我这将演变成一件大事。[我总是倾向于相信我的直觉。]3月22日，在《世界报》作出错误诊断的7天之后，这一时刻到来了：我们占领了学校的行政楼。因而，车轮开始转动——速度比任何人所预想的都要快，比我能想象到的也要快。
列格维：所有想象的权力……
科恩-邦迪：我们在那段岁月所持有的感觉塑造了我的人生：我们正在创造历史。这是一种令人兴奋的感觉——突然之间我们[原文斜体，这里用黑体表示强调。下同——中文版译注]成为了世界历史的行事人。当你只有23岁时，继续下去并不容易。
来源：吉勒?卡洪/吉勒?卡洪基金会(联系人)
丹尼尔?科恩-邦迪，法国学生抗议运动领导人之一。1968年5月的巴黎，他站在索邦大学前。
列格维：1968年5月最著名的一张影像包含着反叛神话的所有要素。在这张照片上，你这位23岁的社会学系学生，与共和国保安机动队[Compagnies Républicaines de Sécurité，CRS](国家警察的预备队)的一位不知姓名的警察面对面，在索邦大学前……
科恩-邦迪：那一天——1968年5月6日——已经宣布采取纪律处分，以应对我们对大学的占领。我们的教授——阿兰?图海纳[Alain Touraine，1925- ，法国社会学家。——中文版译注]和其他人——保护着我们。当记者拍下照片时，我们正要进入大学，外面的示威已经全面展开。
列格维：与1968年5月有关的一切都展现在这张照片上：上层vs.下层，旧制度vs.年轻人，体制vs.运动，英雄vs.反派，权力对抗反权力，秩序对抗无政府。
科恩-邦迪：在某种程度上，这张照片是我的博士论文——毕竟我后来再也没有以学生身份回到大学。它使我成为反叛的偶像。我叫它“68年的太阳”，因为有如此多的人将其与正面事物联系到一起：不是暴力、不是投出的鹅卵石，而是我们半开玩笑般挑衅权力的方式。最近，拉斐尔?格鲁克斯曼为他的《新文学杂志》做了一项调查。他对他得到的结果感到吃惊：超过60%的法国人将正面事物和68年联系到了一起——不像保守派所说的那样，我们这代人摧毁了学校、摧毁了婚姻的旧秩序、摧毁了家庭，或者摧毁了公共秩序。三分之二的人甚至同意标语“禁止作出禁令”[It is forbidden to forbid]的说法。他们理解68年的诗性，理解它传达的潜在信息。这一潜在信息依然深植于法国社会。
列格维：但是，法国社会也存在着一股复仇主义的潮流，这是一种对1968年5月的反动。
科恩-邦迪：即使是右翼选民，许多人也承认他们喜欢68年发生的事情。唯一表示不喜欢的是天主教传统主义者，比如弗朗索瓦?菲永[Fran?ois Fillon，1954- ，法国总理(2007-2012)。——中文版译注]和尼古拉?萨科齐的支持者。我们需要理解68年5月的心理剧(psychodrama)。同时，可以说我已经成为了法国人的精神分析师。在将我驱逐出法国的命令被撤销后，在巴黎一下夜班火车，就有一个也许比我大十岁的男子走了过来：“科恩-邦迪先生，我想感谢你。”从何谈起?原来他是共和国保安机动队的一名成员，他想告诉我68年对他而言是多么重要：“那是伟大的时代，谢谢(merci)。”
列格维：汉娜?阿伦特在那时预言道：“对我而言，正如1848年教育了我们，似乎下个世纪的孩子们将会从1968年获得教益。”但是我们究竟学到了什么呢?回首过去，尤尔根?哈贝马斯相信，68年造成德国社会“彻底地解放”，甚至使得保守派都有可能改变观点。儿童的权利写入了宪法，大麻在加利福尼亚以外也开始合法化了，同性婚姻现在成为了可能，妇女担任领导职位——这是我们这个时代的主导叙事吗?
科恩-邦迪：反叛加速了在推进中的发展趋势，这就是为什么有些人认为，不管怎样，我们的社会已经现代化了，已经被解放了。一派胡言——这不是历史运作的方式。是的，存在一种通向解放和民主化的趋势，但是是我们自己指引着社会朝向某个方向。
列格维：你怎么看法国例外论?
科恩-邦迪：嗯，和德国及其他西方国家一样，法国并没有民主化。在一场总罢工的引发下，国家经历了一场社会革命。群众起义从来不是官方发起的——是工人自己开始一个接一个地占领工厂。工会感到完全的无能为力。他们只是接受既成事实，做出让步，然后就是一场总罢工。
列格维：社会运动突然像墨水一样，在吸水纸上扩散。
科恩-邦迪：最后——很让68一代丧气的是——雅克?希拉克(就业事务部长)所代表的福利国家与共产党员乔治?塞吉所领导的工会，一致同意需要终结反叛。他们召开了一场圆桌会议——现在叫做格勒纳勒[1968年5月27日，政府、工会和资方在劳动部所在的格勒纳勒大街达成协议。——中文版译注]——协商大幅涨薪，增强工人委员会的力量等等。但是共产党没有意识到我们替他们铺好了路。托派并不理解革命不能是不断进行的。
列格维：现在依然是托派领导人之一的阿兰?科里文，最近在《世界报》上宣布，他不会让1968年归于沉寂——不像丹尼?科恩-邦迪这家伙那样，“在欧洲议会上，由于讽刺和与68年毫无关系的自由主义而赢得所有右派的喝彩”。
科恩-邦迪：两位托派在1968年写了一本叫作《彩排》的书。他们的意思是：68年是真正革命的序章，好比1905年喀琅施塔得水兵兵变是1917年布尔什维克十月革命的前奏。这番话他们已经重复了50年：总有一天我们会发起一场真正的五月革命，一个终将胜利的革命樊梨花征西，最终的社会主义革命。
列格维：所以，不只是解放妇女、儿童和同性恋，最终要摆脱资本主义。
科恩-邦迪：我们不得不承认资本主义已经发生很大改变。我们今天生活的世界大不相同。我不想失去1968年——那曾是一个伟大的时代——但我们需要向前看。
列格维：我们真正失去的是对今天的一种社会乌托邦想象。当教条左派为重演、重复反叛而努力时，激进右派的目标是一场修复：68年的文化革命必须被逆转。
科恩-邦迪：在德国和法国——在美国也是一样——右翼正在争取一场“保守革命”，以补救68年后病态的社会。只要有一位移民行为不当，那就是科恩-邦迪的错。科恩-邦迪告诉人们不要服从，开始摧毁一切——学校、家庭、婚姻、教堂……这和整个革命神话一样荒谬。
列格维：事实是，1968年5月，权力内爆了，它影响了爱丽舍宫、政府和行政机器，甚至影响了军方和警察。
科恩-邦迪：是的，正如今天三本有关68年的书所刻画的那样。在《将军的胜利者》中，保守派记者克里斯汀?克莱克从政府的视角出发讲述故事，她发明了一个有关我的故事。她所引用的一位证人报告称，夏尔?戴高乐是如何在一场紧急会议上暴跳如雷的：“为什么你们不开枪?这样一切喧哗都结束了。”但是教育部长反对：“总统先生，你应该见见这个科恩-邦迪!”当然，这种会议从未发生过，所以这就是为什么克莱克发明了一次戴高乐将军和红色丹尼在爱丽舍宫的夜间交锋。我们在聊天，戴高乐崩溃了，我扶起了他，让他喝了一杯水，等等。有趣的一幕出现了，包括伊冯姨妈(戴高乐妻子)、我和其他人。它描绘了5月29日的情景，当时戴高乐逃到了雅克?马苏将军在巴登-巴登的军事营地[驻德法军的营地。——中文版译注]。
列格维：去辞职?还是准备政变?
科恩-邦迪：戴高乐告诉所有人，他将会回到家乡科隆贝莱斯-德埃格利塞[Colombey-les-Deux-églises]，但他其实逃到了巴登-巴登。在戏剧《68年的戴高乐——阁下》中，丘吉尔出场了，他斥责将军：“你赢得了战争，现在你却害怕一个23岁的红头小子?[科恩-邦迪是红头发。——中文版译注]打起精神来!”我也对戴高乐说了话——有关共产主义……第三本书《科恩-邦迪的99天》是一本架空小说。它假设68年5月我们夺取了政权，描绘了一个存活99天的科恩-邦迪政府。
列格维：你的政府怎么样?
科恩-邦迪：喔，不言而喻，纯粹的混乱。总是这样，我在小说里是好人：一个想要改善所有人命运的人。最终我被左翼激进主义者推翻沙鸥演唱会，但是他们互相争斗。最后戴高乐重掌大权诸子喻山水。
列格维：听上去像是米歇尔?维勒贝克[Michel Houellebecq，1956- ，法国文学家、导演。2010年获得龚古尔文学奖。——中文版译注]想出来的东西……说到“好人”，和你极化的形象相反，你在现实中通常作为调停人出现——你把这叫作“中间派”。1968年夏天，你和哥哥加布里埃尔合著了一本解释列宁的书，叫作《过时的共产主义：左翼的替代》。这是一本对法国共产党的攻击。当你11岁大时，你的哥哥带你参加了第一次示威，抗议苏联镇压匈牙利起义[即1956年匈牙利十月事件。——中文版译注]——就在法共总部门前。你在骨子里是一名反共分子吗?
科恩-邦迪：我们左翼自由派既反资本主义也反共产主义。共产主义阵营有着各种疯狂的派系：四个不同的托派组织，还有一些毛主义者。后者利用中国的文革去批评自由民主制，同情朝鲜或阿尔巴尼亚这样的国家。出于各种理由，所有派系都与法共斗争。法共完全亲苏，将自己叫做秩序的担保人。时任法共zongshu记乔治?马歇在党报《人道报》上写了一篇社论。他指责“德国无政府主义者科恩-邦迪”试图陷害工人。当然，他没有直说，但是所有人都明白他指的是那个“德国犹太人”[科恩-邦迪是德国犹太人。——中文版译注]。
列格维：当你被驱逐出法国之时，上千人吟唱道：“我们都是德国犹太人。”
科恩-邦迪：从道德层面而言，那是1968年最伟大的事件：非洲人、阿拉伯人——全世界都自称是“不受欢迎的”德国犹太人。多元文化主义在那一刻诞生了。
列格维：“国际团结”也是1968年2月在柏林召开的国际越南大会的口号。你作为代表……
科恩-邦迪：不行，我永远也不会“代表”。
列格维：是的。所以你搭了便车，随法国无政府主义团体无政府主义学生联合会参加了大会。德国学生和法国学生的关系怎么样?德国的反叛到1968年5月基本结束了……
来源：马克?里布/马格南摄影
1968年5月，巴黎的抗议者。
科恩-邦迪：我对“批判性大学”的方案印象深刻。那是德国人心中的一种新型大学：一个自由、具有批判性的领导人集体，不屈从于资本、国家和权威。但是，他们在越南大会上无条件地支持南越民族解放阵线。我对此保持警惕。毕竟北越是斯大林主义国家。直觉又一次告诉我，我不想生活在这样的一个世界。德国激进分子的热情让我感到疏远。例如，在(德国学生领袖)鲁迪?杜契克的演讲中，善恶划分鲜明。我们也对当时人人提到的耶稣般人物切?格瓦拉感到怀疑。
列格维：我们与民族解放运动紧密团结。我们坚定支持那些进行毛所谓的“人民的战争”的人。然而，我们忽视的是解放者一旦掌权所带来的压迫。第一个例子就是阿尔及利亚，它迅速成为反对以色列的先锋。
科恩-邦迪：以及极权的一党体制。加缪是对的，萨特错了。加缪支持阿尔及利亚独立，但他并不支持民族解放阵线。他想到了他的母亲，一位生活在阿尔及利亚的法国穷人。在从法国的压迫中解放这件事上，阿尔及利亚人是完全正当的。但是不幸的是，我们很久才意识到，新统治者歪曲了解放的能量。当你今天阅读弗朗茨?法农的《全世界受苦的人》——前言是萨特写的——时，你就会发现它十分暴力，甚至嗜血。毫无疑问它成为了德国红军旅最喜欢的书籍。
列格维：“1968年”并不开始于巴黎或柏林，而是开始于1965年位于美国西海岸的伯克利。那是越战抗议活动开始的地方，也是马里奥?萨维奥领导的自由言论运动、研讨会、静坐等活动开始的地方。
科恩-邦迪：是的。反叛在起源上带有更多的美国色彩，比欧洲人承认的还要多。1965到1966年间我在美国。我见到了马克?拉德。美国“学生争取民主社会”[SDS，美国60年代期间影响力很大的左翼学生组织。——中文版译注]的特点是尊崇美国宪法，而我们对它完全陌生。“地下气象员”[Weather Underground，美国60、70年代期间激进左翼军事组织。——中文版译注]和“黑豹党”的战斗性是后来出现的，部分是因为联调局对它们的暴力镇压。但是从本质上来说，反叛是由一种反文化的理念所激励的，主要通过摇滚乐传承。“伍德斯托克国度”：这就是一个新美国的神话，我们当时对此完全赞成。
列格维：你的音乐偶像是谁?
科恩-邦迪：我在1965年的新港民谣音乐节上看到了鲍勃?迪伦，自此之后成为了乡村音乐的粉丝。我也是滚石乐队的粉丝——尽管我也听披头士的歌。我当然喜欢伟大的法国歌手(chansonniers)：乔治?布拉桑、雅克?布雷尔和雨格?奥弗雷。后者用法语翻唱迪伦的歌。1968年，琼?贝兹来到巴黎，与学生讨论;它在一个剧院举行，来了超过2000人，她不想唱歌，她想辩论。但是马列主义者批评了她并进行说教。我终于受够了，大喊道：“你们这帮家伙烂透了!至少扬基佬[外国人对美国人的俗称。——中文版译注]进行了真正的运动。而法国左翼和阿尔及利亚战争呢?什么都没有!”
列格维：汉娜?阿伦特从来没有赞成过暴力反叛，但她确实觉得1968年标志着新生事物的诞生。
科恩-邦迪：阿伦特将1968年视为下一代人进行解放的反叛。她事实上给我写了一封信，本来想让玛丽?麦卡锡交给我。这封信从来没有交到我手里，但是后来被别人发现了。信里说：“你的父母将会为你感到骄傲。如果需要帮助，请联系我。”
列格维：那时候你对欧洲的看法如何?你后来在欧洲议会作为绿党党鞭时，拥护的事业是“欧罗巴合众国”，能否谈谈?
科恩-邦迪：欧洲一点也不是问题。直到20世纪40年代末，法国和德国一直将对方视为世仇。当法德达成和解时，我们并不关心。是的，我们享受着新的流动性，享受在两国之间的来回旅行。但是“欧洲”在我们脑子里并不是一个宏大的想法，也不是政治机构的基础。
列格维：然而，有一个例外：1973年，时任小党——联合社会党——领导人的米歇尔?罗卡尔，合著了一篇论战文章，叫作《反对欧洲的共同市场》。他反对自由市场资本主义，而是支持“欧洲”——一个社会主义欧洲。
科恩-邦迪：这标志着走向今天关键议题的第一步：超越传统的民族国家。
列格维：但是反资本主义又怎么样了呢?在20世纪70年代初，你领导了一个叫“革命斗争”的小组，它渗透进入位于法兰克福旁吕瑟尔斯海姆的欧宝工厂。
科恩-邦迪：实际上，那只是一次对工业社会学的实地考察。我们不打算建立一个新的共产党，我们仅仅想要知道如何建立新的网络和同盟——就地建立，首次包括移民工人。我们学到了许多。对于很多人……
列格维：比如约瑟夫?菲舍尔，后来成为德国外交部长[1998-2005。——中文版译注]
科恩-邦迪：这是他们人生的重要一章。
列格维：在1975年的葡萄牙，我们都是革命参观者。我和我的小团体一起来，你——按我的印象——总是作为一个大团体的一部分。当你们在沙滩上打排球或者在里斯本参加政治集会时，就是这样。生活在一个集体，将一切私人的东西政治化：这就是68年的本质吗?
科恩-邦迪：“集体”这个词是对的。1968年的春天，我们就是这么在楠泰尔度过日日夜夜的。我们当时正寻找着一个更大群体的形式，想要摧毁所有小布尔乔亚结构——比如你的核心家庭。
列格维：对于68一代，有三宗罪过是致命的：投票、吃牡蛎和结婚。你最后都犯了。
科恩-邦迪：当我被驱逐出法国、来到德国时，有些“同志”问我：社会主义对你而言意味着什么?我回答道：“每个人都有牡蛎吃。” “德国社会主义大学生联盟”里面的清教徒并不喜欢我的话。我一度发现我深陷于一段浪漫关系之中，并结了婚——尽管那是在15年后，当我们的儿子已经7岁时才结婚。我在40岁时第一次投了票，投给了黑森州的绿党。他们也让我当选。第一次是在法兰克福，我成为第一任(不领薪水的)多元文化事务处负责人。随后从1994年到2014年，我被选入欧洲议会。当时，我们已经意识到，社会运动有低潮也有高潮：水面持续上升双子星罗，然后停止并再次退却——每个人都感到沮丧。选举和政党很重要，因为变革需要被庄严地载入法律之中。
列格维：20世纪70年代的短暂运动相当粗暴。暴乱和与警察的冲突就是当时的秩序。创建革命细胞(Revolutionary Cells)与红军旅(Red Army Faction，RAF)这样的城市游击队的组织和你们的关系有多密切?
科恩-邦迪：从政治上而言，我们对所发生的一切负有责任。有些人仅仅是沉浸于游击队的神话，但是其他人十分认真。当鲁迪?杜契克在越南大会上叫喊“让战争来到国内!”时，这一举动可以用两种不同方式来理解。呼吁组织一系列集会，或是投身武装斗争。如果你如此含糊地处理事情，你无法否认你对随之而来的恐怖主义负有责任。当你指责保守派对纳粹崛起负有责任时，就更不能否认了。我们否认我们迷恋暴乱。当我们加入绿党时，绿党承认一个重要洞见：伪革命的暴力改变不了什么，和平改革也许可以。有些人坚持认为，永远不能接受菲舍尔担任外交部长，因为他曾经向警察投掷石块，与其打斗。直到1977年，左翼激进主义者还抓着汉斯?马丁?施莱尔参与冲锋队的事实不放[施莱尔在1977年被红军旅绑架并杀害。——中文版译注]，完全忽视了他在战后已经变得不一样。这两件事一样地蠢。当施莱尔被谋杀的时候，他是受害者，红军旅恐怖分子是加害者，是真正的法西斯。
列格维：许多年前，你的哥哥加布里埃尔的自传以《我们在前进》(Nous sommes en marche)为题出版。2016年，埃玛纽埃尔?马克龙发起了名字相同的运动[共和国前进!La République En Marche!——中文版译注]。是不是因为马克龙，所以你后来才在法国呆了更多时间?
科恩-邦迪：法国总统是今天为数不多可以就某些话题进行有益讨论的政治家——欧洲、全球事物、毒品合法化、难民以及所有事情。对于我和法国而言：我在德国广受喜爱，但是我在法国被人深爱。作为1968年的象征，我已经成为法国DNA的一部分。至于我和朋友罗曼?谷皮尔拍的电影……
列格维：2018年5月发行的《穿越》(La traversée)，正好是事件发生50周年。
科恩-邦迪：……我们横穿法国进行了一场公路旅行，拍摄了50幕场景。每个人都很友好：伊玛目[imam，在清真寺领拜的人。——中文版译注]、农民甚至还有25个国民阵线的成员，我们一起吃了晚饭。他们都热衷于谈话，向我们解释事情。这就是我喜欢法国的地方。今天的环游法国是我向1968年的致敬。
列格维：1968年的一句口号是“铺路石之下：沙滩。”你现在写了一本书叫作《钉鞋之下……沙滩》。这是开了一个玩笑吗?
科恩-邦迪：不，这是很个人的一个故事，有关童年之后我如何经历足球的欢乐与沮丧。我被68年的五十周年吓坏了。就此而言，除了本次采访，我不会再做出其他评论，我也不会参加任何老兵聚会——或者68典礼。让我重复一遍：它曾是一个伟大的时代——但现在已经变成历史。
列格维：还有一本有关1968年5月的书，这本书关注反叛中三位犹太人领导人：皮埃尔?古德曼、安德烈?格鲁克斯曼和你。你认为你们有着特别的关联吗?
科恩-邦迪：令人惊讶的是，犹太人——大多数中产阶级犹太人——参与左翼运动的人数总是不成比例地多：布尔什维克是这样，美国“学生争取民主社会”也是这样。我不太愿意做出概括。
竹下俊但是它也许和弥赛亚式的希望——为另一个世界——以及渴望改善情况的理想主义有关。
列格维：另一种对你人生的描述可以叫作“铺路石之下——我的犹太人身份”。那将是令许多人震惊的东西。毕竟你不是在犹太人环境下长大的——我相信宗教没有在你的童年扮演很重要角色吧?
科恩-邦迪：情况有一点复杂：我的母亲在战后回到巴黎时，她在一家犹太高中当宿管。她的一项职责就是组织犹太人的节日。所以我在儿童时期就已经身处犹太人环境了。
列格维：但是你没有接受受诫礼?
科恩-邦迪：对比肩格。我没有宗教情感。这也是受我哥哥的影响。他早年就成为了共产主义者。我感觉我扎根于犹太教，但这是从文化角度说的，而不是从宗教角度。核心是我父母逃脱的故事：作为德国犹太人和政治难民，他们不得不躲避纳粹及同伙。这是我难以忘怀的东西。我长期尝试过用萨特的方式去做一个犹太人：反犹主义“生成了”犹太人;一旦反犹主义被战胜，我就不是犹太人了。但是不行，在我出生之前，犹太人已经是我身份的一部分了。我总是好奇，如果我出生更早的话——像我哥哥那样——会发生什么。他本可以是华沙犹太区的那个男孩。每当我看到那张著名照片之时，我都在想，那个人本可能也是我。
列格维：你认为你是一个流离失所的犹太人吗?
科恩-邦迪：当然。这构成了我整个多元文化身份：我可以是巴黎的一名犹太人、法兰克福的一名犹太人、伦敦的、蒙特利尔的。
列格维：但不是以色列的!
科恩-邦迪：正是。粗暴地来讲：对我而言，以色列代表着犹太教的终结。这是一个民族国家，它的居民是以色列人，而不是犹太人。当然，这是他们的权利。
列格维：你曾写过，1968年是最后一场不知道臭氧层空洞的革命：那时，人们依然开心地对气候灾难一无所知。68一代及反对者的共同之处在于他们都内嵌于现代工业社会。因此他们的目标指向工人阶级，采取拥护核武器的立场。
科恩-邦迪：马克思说过，资本主义通过束缚生产力而战胜封建主义[原文如此。——中文版译注]，社会主义的任务就是再次解放生产力的束缚……自我治理的乌托邦对马克龙这样的人是如此陌生，以至于它在最近回归了。德国金属业工会(IG Metall)最近达成一项工资协议，使得工人可以选择涨薪或者增加闲暇时间——从而让他们在未来重获尊严。在1968年的五十年之后，我很显著地发现了这一点。我认为这是68年精神的重要一部分，因为我们不再拥有全球资本主义所规定的灵活性，而是拥有人类自己所制定的灵活性。
1、抽象Abstract (Abstrai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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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节省篇幅，原文注释(主要是引用来源)不翻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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